男性形象与羞耻文化

有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她沉默寡言又不交朋友的老公几个月前瞒着她向亲友借债，并把家中全部存款，一起投进一个经济诈骗案中。虽然已经报警处理，但已退休的夫妻俩，却陷入经济危机。难堪的是，郁郁寡欢的丈夫，不仅不愿多谈细节，让妻子有效补救处理，还拒绝告知教会牧者。然而上周在团契弟兄聊天聚会中，却不时传来这位弟兄开怀高昂的笑声。

这位弟兄在情感上的表现，似乎符合某些男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在少年时或许还不太明显，但进入成年期后，就伴随着愈来愈坚固的自我（ego），成为一种典型。

男性比女性更感羞耻？

2023年6月，当台湾新一波#MeToo指控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正翻开沃弗（Miroslav Volf）的《记忆的力量：在错误世界迈向盼望》。

根据我的观察，华人社会始终隐隐执迷于期望少女保有“纯洁”——最好是对性的认识与接触，从心理到生理都是白纸一片。在这样社会期望中成长的#MeToo受害者（包括公车上遭遇“痴汉”侵犯），不论是未婚已婚，都会倍感羞耻。或许，这是男性加害者或男性旁观者所无法体会的。

但当我读到沃弗对他1984年在南斯拉夫从军时受到的凌辱，痛苦到难以忘怀或不想饶恕时，我忽然醒悟，就算不理解女性对#MeToo的感受，也不表示不存在某种因素或情境，会让男性比女性更强烈感受到羞耻。

穆勒（Roland Müller）曾引用创世记第三章，说明人在干犯了神的律法，破坏与神的关系与失去对神的信靠之后，会落入罪咎、羞耻与恐惧之中。羞耻感，是人类共同先祖世界观的基础之一；而以羞耻为本的世界观，则是东方文化的特点。如此，本文提出的羞耻感，是指人面对神以外，来自他人与文化的压力。

以羞耻为本的东方文化

在古近东，亚扪王哈嫩曾“抓住大卫的臣仆，把他们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袍子，露出下体”（撒下十4；代上十九4） 。令使臣深感羞耻的最大来源，是被剃掉神圣的、象征与神立约的胡须，以致大卫需将他们安置在耶利哥城，直等到胡须长出来（而不是干脆剃光），才有脸面回家。兹事体大，甚至引发两国的战争。

看来在集体意识相对强烈的东方文化中，脸面对男性而言，与羞耻、荣誉息息相关。就像用食指轻轻刮自己的脸颊，说“羞羞羞”，来解释“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以在群体中的羞耻感，迫使人自省，进而守法—羞耻与回避羞耻，是达到制约效果的有效工具。甚至有人认为，中文有多达一百一十三个术语来表达的羞耻概念，是数千年来文化的核心。

从羞耻为本的世界观衍发的面子文化，在人际关系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也成为一个人自尊与尊严的体现，甚至成为“软弱的良心”（林前8）。让人即使接受基督，也“受管于世俗小学”（加4；西2），信徒可能重视面子，高过尊重（基于真理的）界限。

面子与男性形象

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男性要避免羞耻（有面子），就得让自己表现出符合文化的男性气概，从光宗耀祖到生殖能力，从保家卫国到受邻里尊敬（参箴31:23）。但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却逐渐出现对传统男性气质的颠覆与重构。欧巴、超人、战狼、李大仁、霸道总裁 ⋯⋯从外貌到内在，男性形象逐渐多元化。相比过去单一式的硬套，形象的流动，是否也让某些男性感到焦虑？

大卫处理使者遭受的羞耻，是顺从文化，给予他们修复传统男性形象的空间。但耶稣对待文化的态度却不一样，祂没有对抗文化，却超越文化，处处独树一帜——祂，创造文化。

今天教会牧养男性，除了使用圣经之外，在感情方面常常使用许多辅导或沟通技巧，但不是人人都运用得宜。以本文开头讲到的那位弟兄为例，弟兄聊天聚会或许让他暂时放松，却不见得让他有勇气面对羞耻，积极处理问题。同样的，有些教会在强调男性要成为领袖的同时，却没有协助处理来自文化的羞耻感，以及既要成功（好符合男子做领袖的条件）又要常常花心力时间关爱妻儿的矛盾，特别是当同理、陪伴、倾听、温柔等，被误认为女性特质时。

除了保持沉默或小心翼翼地回避之外，羞耻通常还是一种“不明”或“隐藏”的情绪：它不会进入意识中，但仍然经常出现。教会要协助弟兄成长，需要让他们了解并学习表达自己的情感，而其中最真实最痛苦的，就是羞耻。要深度处理来自文化影响的羞耻（如社会传统和原生家庭），就需要从圣经的角度，重塑男性形象，解读男性气质，分辨合乎上帝心意的男性气概。

谈妮是《举目》杂志主编，在美国南加州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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