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明：为主殉道的苗族牧师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英国王室的专属礼拜堂。它见证了历代君王加冕、王室大婚、葬礼等重要时刻。今天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内部，安葬着许多英国著名的的贵族、诗人、将军、科学家、作家，例如牛顿、达尔文和狄更斯。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西大门上方，从1998年起安置了十尊基督教殉道者的雕像。他们来自世界各地，都是二十世纪的殉教者，例如波兰籍天主教方济会的神父圣国柏（Maximilian Kolbe，又译马克西莫·柯尔贝），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及抵抗纳粹政权的德国神学家和牧师潘霍华。然而比较鲜为人知的是，其中还有一位中国云南省武定县的苗族人牧师王志明（1907-1973），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迫害，1973年在批斗大会后被枪决而殉道。

中国境内的苗族听闻福音始于18世纪末。1798年间就有天主教传入四川和贵州的苗族地区。继天主教后，在1906年左右，中国内地会宣教士葛秀峰（Arthur Nicholls，英籍澳大利亚人）与师明庆（William Theophilus Simpkin，英国人）骑着骡子，颠簸了好几天，从昆明过来，进入尚在刀耕火种、采桑狩猎的苗族部落。两位外国牧师不仅为苗寨带来了《圣经》和福音，也为苗族人民带来卫生教育和措施，然后移风易俗，改变了苗族敬拜鬼神、人畜同居的陈规陋习，并治疗鼠疫、伤寒等流行病。英国循道会宣教士伯格里（Samuel Pollard）创造了苗文，翻译了苗文圣经，在苗族地区施行了医疗、教育、慈善、基建等方面的社会改良。

1913年到1924年，王志明被父亲送到武定大阱和洒普山中国内地会为当地苗族人所办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毕业后成为教会学校的教员。1940年，王志明就任滇北地区内地会洒普山总会传道员，1944年成为总会会长，管理牧养总会下辖的武定、禄劝、富民、禄丰、元谋等五个县的苗族教会。1945年王志明赴昆明翻译编撰了苗文的《颂主圣歌》，这可能是全中国第一本苗文赞美歌集。到1949年“解放”前夕，仅武定一县就有5500多苗、彝、傈僳族人信主。

1951年王志明在昆明接受按立，升任为牧师。此时，正是共产党宣传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侵华尖兵，外国传教士纷纷离开中国的时候。王志明被指控是“帝国主义留在本地的定时炸弹”，被按立牧师成为其罪状之一。1954年王志明被捕，罪名是“死不悔改，继续从事宗教间谍活动”。

1956年，共产党为了树立一个对外宣传的榜样，释放了王志明，并让他作为少数民族代表团的副团长，上北京参加了国庆典礼，还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当然这只是共产党想利用王志明作“三自爱国”的统战工具，他心里的信仰并没有动摇。

此时的苗族教会已经进入自治、自养、自传的阶段。随着土地改革的深入，以及“大跃进”和“四清运动”的政治运动，教会受到的逼迫越发严重，教产被霸占，教牧人员被抓、被批斗、判刑。到文革期间，强调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对其思想的忠诚的造神运动达到顶峰。教会公开活动完全被取缔，教会进入秘密而隐藏的地下活动时期。

王志明是历次政治斗争的被揪被斗的对象，他不但没有被共产党改造为脱胎换骨的“新人”，反而带领信徒到附近山洞继续秘密聚会，领受福音。1969年5月11日，王志明与其他20名教会领袖因反对信徒参加“三忠于”活动被逮捕，五顶“帽子”总结了王志明的“罪行”：第一：帝国主义的走狗，死不悔改的间谍；灌输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宗教）；第二;现行反革命；第三：一贯抵制国家的宗教政策；第四：地主党；第五：红军长征路过禄丰县境时，曾率领一批地主狗腿子，阻拦红军过路，还亲手打死了七名红军战士（最后这个指控是莫须有的诬陷）。

在武定县看守所被关押的四年（1969-1974年），王志明经历无数精神与肉体的试炼。面临“信毛泽东？还是信耶稣？”的拷问，他的回答是“信耶稣”。王志明的宁死不服罪，使得他遭受了惨绝人寰的酷刑。

1973年，王志明知道自己为主殉道的日子近了。戴着脚镣手铐的他终于见到了前来探监的儿子和妻子，但看守严令他们不能使用苗语这种“黑话”来交流。王志明用普通话说了意味深长的几句话：

“我已经改造不好了，如今的下场是咎由自取。所以你们不要学像我，要听‘上面’的安排。你们要积极劳动，让自己有饭吃有衣穿。你们在各方面都要讲究卫生，使自己身体健康，不生疾病”。

王志明的妻子拿出煮熟的六个鸡蛋。王志明用淌血的手掌，上下左右拍了妻子的肩膀，接过鸡蛋，留下三个，再还给妻子三个。这番动作代表一个永诀的祷告：在流血的十字前，分出两个“三位一体”，而鸡蛋象征生命的复活。

1973年12月28日，66岁的王志明被判处死刑。第二天，在武定县第一中学大操场开过万人公审大会后，他被游街示众。他的五条“罪状”被插上后颈窝的亡命标，“王志明”三个字被打上红叉叉。临刑前，王牧师面带微笑面向众人，脸上略泛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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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西门的王志明塑像

王志明被枪决之后，当地政府宣布“应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用炸药将尸体彻底销毁”。王家人赶紧哀求政府手下留情，并保证不立墓碑或任何显眼的标志，政府才同意家人“拖反革命分子的尸体回家”。同村的乡亲赶着马车，到刑场收尸，一路上都有苗民拦住马车，跟王志明道别。

1976年，王志明的儿子王子胜也因聚众地下教会被捕。整个文革期间，王家人中共有七人因持守信仰而蒙难。直到文革结束后，王志明的家属才接到一纸“平反通知书”。

而上世纪末，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准备为王志明塑像纪念的事，王家后人很晚才知道。当时英方差遣人送来的全是英文资料，而“黑五类子弟”王子胜没上过中学，这些密密麻麻的洋文，他也读不懂。但是通过别人的翻译、解释，王家人知道了王志明被列为二十世纪的世界殉道者之一。

直到2002年左右，才有王家后人去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亲自拍了照片带回家，在村里村外传看，苗族乡亲心中都流泪感动，把荣耀归于主。

2011年，流亡德国的中国异议作家廖亦武出版新著《上帝是红色的》（God Is Red），其中包括廖对王子胜的采访，记叙了王志明的部分事迹。2014年，独立纪录片制作人胡杰制作了《麦地冲的歌声》（Songs from Maidichong），再现了在云南中部的崇山峻岭中回响的天籁般的赞美歌声，也记录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物欲膨胀对苗族教会的冲击，其中也采访了王志明的亲属。

在上个世纪那个教会遭受残酷逼迫的时代，苗族信众用生命坚守住了信仰，王志明牧师更是留下感人的殉道见证。但愿他们的见证继续激励今天正在遭受逼迫的中国教会和面临信仰环境改变和世俗化挑战的苗族教会，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传扬福音。

刘燕子，旅日华人学者、教师，神户大学国际文化研究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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