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和华人文化偏爱男婴，移民教会如何辅导准爸妈？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都存在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原因是文化上对男孩的偏好导致家庭选择抛弃或堕胎女婴。从2000至2020年，中国每出生100名女婴，就有115名男婴出生，而印度每出生100名女婴就出生110名男婴。这导致这两个国家禁止用超音波来确定婴儿的性别，尽管非法使用超音波的情况很普遍。

在中国和印度传统文化中，女儿被视为家庭的负担，因为女性一旦结婚，就会加入丈夫的家庭（在印度，妻子的家庭还需要附上昂贵的嫁妆）。另一方面，生男孩不仅意味着传宗接代，也意味获得女儿。

在中国，长达40年的一胎化政策加剧这一问题，该政策导致父母为获得儿子选择堕胎女婴。自2016年以来，由于担心人口结构剧变的炸弹出现，中国政府已放松此项政策。从去年开始，中国更取消与多生孩子相关的所有费用和罚款。虽然年轻人已摒弃一些关于性别的传统观念，但在2021年，中国每出生100名女婴仍有112名男婴出生。

在印度，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2年的一份报告，由于针对胎儿性别进行的选择性堕胎，该国在过去二十年中“失踪”900万名女童。正如本刊去年所报导：

尽管目前存在巨大的性别差异，但研究人员发现，印度所有宗教团体对男孩的偏爱正在减弱，并表示每年失踪女童的数量已从2010年的约48万降至2019年的约41万人。虽然基督徒占印度人口的2.3%，“仅占”失踪人口的0.6%，但根据皮尤估计，基督徒占印度失踪女童人口中约5万3000人。

当华人和印度人移民到美国时，随着超音波检查的普及，不同移民教会和事工领袖讨论堕胎和性别偏好话题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荣辱文化（honor-shame culture）强烈地影响华人和印度人的文化，因此，性、意外怀孕和堕胎等议题并不常被提及。

本刊访问六位在美国的教会领袖，了解他们如何向会众谈论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性别平等相关话题，以及新移民应如何看待这些话题。以下访问排序以更愿意“公开谈论”至较倾向“私下谈论”此类议题。

Ruth Zhou，加州蒙特利公园华人事工主任

在我的教会，主日讲道会提及堕胎、生命的神圣性和性别平等相关议题。有时我们会举办关于拒绝堕胎的会议或讲座，有时会在团契小组中提及。多数会友都不支持堕胎或性别选择——他们接受上帝赋予的性别。

我曾辅导过一些女性，她们往往因为婚姻中的冲突而考虑堕胎。我倾听她们发自内心的分享——她们多数有很多的抱怨。有时她们希望我支持她们的决定，但我坚定地回答我不会支持她们堕胎。

我试着说服她们，告诉她们在妈妈子宫里的婴儿就是个生命，在妈妈子宫里的胎儿和出生后的胎儿没有差别。她们可能会说：“我没有能力抚养这个孩子。”我会努力劝她们留下孩子，和她们说，说如果她不想抚养孩子，可以先把孩子生下来，让别人收养，这比堕胎好。然后我会为她祷告，让圣灵感动她的心。

James Hwang，前远东广播公司（FEBC）中文事工执行主任，休士顿Clear Lake华人教会前主任牧师

我会根据圣经的教导，强调生命的价值和性别平等，并在讲台上就这些主题讲道。我通常每年至少在母亲节前后讲一次相关的内容，强调神对女性的计划和目的。例如，我曾就耶稣家谱中的四位外邦女性（马太福音第1 章）、上帝对相互顺服的呼召（以弗所书5:21）以及男性和女性都是上帝按照祂的形象所造的（创1:27）进行过讲道。因此，“每个生命，无论男女，都是神圣的受造物”这ㄧ主题每年都有数次相关的讲道。

我自己家庭的亲身经历——我们有三个女儿——正反映这样的价值。尽管透过医疗过程知道她们的性别，我从未考虑堕胎。

多数华人家庭仍紧抓着传宗接代的传统，自然希望至少有一个儿子。在过去，这意味着家庭会不断尝试，直到生出儿子为止。但到了1979年中国共产党开始执行一胎化政策后，这个传统才开始导致人们堕胎。

对我们华人移民教会来说，会众里许多人是来美国后才成为基督徒的，他们正在努力成为新造的人，并学习这个新的世界观。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个会众因为孩子的性别而向我咨询是否该堕胎。有些人是在母亲的健康受到宝宝威胁才前来找我。

Larry Varghese，亚特兰大叙利亚玛尔·托马教会牧师

我经常在讲坛上阐述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主题，但对于堕胎这一特殊议题，我通常会在范围更小、更个人化的场合发言，因为这样可以有机会做出更细致入微的回应。并不是每种情况都是一样的，在讲坛上，无意的概括性话语可能会导致一些人不前来寻求澄清。

关于性别平等，我则会尽可能在各个场合就其中多个层面进行讨论。我引述创世记1-3（人类的创造、2章中创造的顶点行为以及3章中性别关系的影响）。我会提及圣经里的女性、她们的角色及其影响。我也会指出保罗在书信中对女性的想法的细微差别，因为书信的本质尤其与其文化上下文紧密相关。例如，长发在哥林多意味着什么？我们对那个时代和那个地方的短发女性有多少了解？保罗的说法与当时的文化有关，还是保罗是为所有时代立下规定？

我所熟悉的南印度基督徒移民通常会做一次超音波检查，提早知道婴儿的性别。只有极少数人会出于个人原因选择不知道孩子的性别（通常是出于顾虑如果他们留在印度生活，生活会是如何的一种不言而喻的选择），但即便如此，他们仍会做超音波检查，以了解孩子的健康和发育。

美国1965年的《移民及国籍法》颁布后，多数从南部喀拉拉邦来此定居的移民夫妇主要由职业女性（通常是护士）支撑家中的经济。我认为，选择移民至美国的人群组成反映了他们对女性的敬重，因此对女婴的看法已今非昔比。

Pastor Chen Daode，洛杉矶华语浸信会牧师

在我的教会，我们会讨论堕胎和性别平等的话题，但没有专门的讲道。但我们会在教导某些经文时暗示堕胎议题，例如诗篇139:13-14：“我在母腹中，祢已覆庇我。我要称谢祢，因我受造奇妙可畏。”讲道末了，我们将经文应用于生命的神圣性上。创世记和加拉太书3:28皆涵括男女平等的信息。

我发现，现代中国年轻人，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似乎也不在乎自己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也许是因为他们的观念比较前卫，也许是因为他们离家更远。在我担任牧师期间，从来没有一对年轻夫妇告诉我，他们因为孩子的性别而考虑堕胎。

我只知道有些夫妇若第一胎是儿子，他们会希望第二胎是女儿。因此，在美国，没有人太在意超音波的性别鉴定功能。

Joy Cheng，加州拉哈布拉FEBC华人家庭事工创办人兼执行长

在我的事工中，我们与华人教会同行，提供资源，帮助他们客制化事工计划、建立自己的家庭事工。我用创世记1-2、诗篇139和耶利米书1:5 来强调生命和两性的特殊设计和价值。我相信只有上帝永恒的真理才能帮助人们珍惜自己的性别和生命，并支持他们活出最大的潜能。当堕胎话题浮现时，我会向他们提供能做出其他选择的资源，努力帮助他们在做出决定前深思。

我服事的多数基督徒在来美国之前未曾听过福音。对许多人来说，即使在他们成为基督徒后，上帝对生命、婚姻和两性关系的看法对他们来说仍是未知和模糊的。因此，我发展一些事工和课程，帮助他们在基督和神的真理中建立新的生命。

当我教导神对婚姻的设计时，我会强调每种性别的不同功能以及婚姻中合一和平等的重要性。在教导养育子女的知识时，我会解释生命的神圣性、父母的管理责任、以及子女属于上帝。

对准父母来说，超音波检查为他们提供看到尚未出生的孩子并与他建立连结的机会。我个人从未遇过发现胎儿性别后决定堕胎的人。

Anil Yesudas，在芝加哥服事于跨宗教融合事工

在我的事工中，我不会直接谈论堕胎问题。但一般来说，即使我们知道孩子可能有医疗上的问题，我们也会尽一切努力劝他们不要堕胎。这些孩子教会我们如何去爱。每个生命都是无价的。

近期没有人向我们提出性别偏好的问题，但我们知道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的立场是，女孩和男孩是平等的。我们珍惜我们的女儿，也珍惜我们的儿子。

印度家庭倾向在这议题上保持沉默，很少人知道他们是否打算堕胎。如果他们告诉老一代基督徒，除非老一辈有非常强烈的圣经信念，否则他们不会反对。通常老一辈人不想在这议题上发表任何意见，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他们只是装出一副“我不太明白这类事”的样子。但他们明白这些事。他们试图保持中立或假装无知，这反而有点像在（支持）堕胎。

我父母在印度时是福音布道家，我们住在政府运营的医院隔壁。其中一名护士是天主教徒，不支持堕胎。时不时会有人来找她堕胎。于是她会通知我妈妈，让她去找某位坐在长椅的女士。

我妈妈会跟她们聊天，最后说：“我觉得你们应该离开。不要告诉任何人，就这样离开。留着孩子比较好。”有些女性就会这样站起来并离开医院。我母亲默默的这样做了很多年，不大声宣扬，因为如果医院的工作人员知道了，他们不会让她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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