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在我家南边只有几小时车程的一个俄勒冈海滨小镇库斯湾(Coos Bay),一名叫做阿伦佐·塔克(Alonzo Tucker)的黑人被人处以私刑,吊死在一座桥上。这是本州唯一有案可查的私刑案。但是这仅有的一点细节,就已足够让我的喉咙感到发紧了。因为有人指控塔克袭击一个白人女人,一群愤怒的暴徒纠集在一起,要把他当街处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保护他不被众人伤害,他被关进了拘留所。在被关进去后,他惊惶失定,居然想办法逃了出去,在某个码头下面藏了一夜。

到了早上,一伙人发现了塔克。当他试图逃走时,开枪把他打中。尽管没人有把握,但塔克本来很可能死于枪伤。为了保证他必死无疑,也为了让此事昭示公众,在这个俄勒冈煤矿小镇的城中心,他们将塔克吊在四街桥上。

塔克的故事,是我在研究俄勒冈的种族不公历史时偶然发现的,于是在心中就久久挥之不去了。当我们全家要到海滨度假时,我告诉先生要绕道去库斯湾一趟,拜访一下塔克的罹难之地。他开车去五金店买木材,做了个大大的白色十字架,带着上路。

等到了地方,我却无法找到四街桥了。于是,先生在当地的历史博物馆把我放下,然后带着孩子们去公园玩。当我尴尬地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提起私刑的事时,他倒是恰好知道我要问什么。他把自己所知道的都告诉了我,还从地方史志中为我复印相关资料。我问他博物馆是否会考虑办一个关于塔克的展览,他伤心地摇头。“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信息,”他说,“阿伦佐甚至连张照片都不曾留下。”

原来,由于海岸地貌的变迁,塔克被吊死的那座桥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紧挨着高中的一条挺繁忙的街道,一边是橄榄球场,另一边是棒球场。

在公园里,我和先生、孩子们会合。我告诉他,也许我们不该去安放我们的纪念物,这个主意有点蠢。但是就在此时,我在公园里看到一个很大的雕塑,是一个下面带着铭牌的十字架,用来纪念在越南战争中参战、牺牲的本镇居民。

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已的十字架愚蠢?为什么我对自己纪念塔克、承认俄勒冈历史上黑暗的一天的计划会犹豫畏缩,而老兵纪念碑却看起来这么容易接受。不管怎么说,纪念物是美国景观的一部分。我意识到,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在我们的文化中用以选择纪念什么人、什么事情的那套标准。

从1877年直到1950年代早期民权运动兴起,有4000名以上非裔美国人被处以私刑。私刑是为了维持白人至上地位而公开采取的一种粗暴手段,经常得到政府当局的默许。尽管我所在的家庭学校社区非常强调美国历史,尽管为引起世人对私刑泛滥的关注,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反私刑活动人士埃达·B·威尔斯(Ida B. Wells)等人进行了种种勇敢的努力,却从未有人向我教授这一部分文化遗产。

Alonzo Tucker memorial in Coos Bay, Oregon.
Image: Courtesy Krispin Mayfield

Alonzo Tucker memorial in Coos Bay, Oregon.

我们决定按原计划行动,把车开到了高中。看着眼前不断的车流,我想,这可不是我原来想象的情形。现在是午餐时间,到处都是学生,真不是一个进行沉思静默、致敬的地方。我在胶合板做的白色大十字架上写上“阿伦佐·塔克 1902”,先生试着把它钉到钢丝网眼栅栏旁的地里。我则呆在车里,安全地躲开人们的注视。他没办法把它插入坚硬的地里,而我们也没想到带什么东西来把它系到栅栏上。他只好把它靠在钢丝网上,拍了几张照片。

一辆警车驶过,我感到一阵恐惧:我们会因此惹麻烦吗?我告诉先生快点,他就跳上了车。驶离那里,我深感到缺少个仪式。在开回海边的路上,孩子们在后座上哭叫,我则紧紧把住方向盘,依然不停地往后看,观察是否会被拦下。对于自己是如此的紧张、所做是如此之少,我感到吃惊。我的先生向我保证,即使不为别的,只为我们自己的缘故,今天所做也是值得的。

我们这时还只是刚刚开始了解,这些纪念标志是被赋予了怎样的神秘权威,来决定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哪些故事会被流传下去,哪些会被遗忘。在五月(2017年——译者注)的某个时刻,当时在这个国家的另一边,关于是否移除新奥尔良邦联纪念碑的争论正达高潮,我们开始意识到,纪念性标志对于我们如何对待过去的罪,有着一种微妙的影响力。这种力量可以把这些罪遮掩起来,也可以把它们暴露在日光之下。我开始思考那些我们宁可忘记、无人提及的历史。在我们最想忽视的那些集体之罪中,令人悲痛的美国私刑史大概名列榜首。但是这次旅行让我感触最深的却是这个:人无法就被掩埋的罪悔改。

学习认识罪

为阿伦佐·塔克设立纪念标志,不完全是我的主意。几个月前,我拜访了布莱恩·斯蒂文森(Bryan Stevenson)以及他创建的政策推动团体“平等司法倡议”(The Equal Justice Initiative, EJI)的办公室。史蒂文森当了三十年的律师,为死刑犯争取司法公正。部分由于他的畅销回忆录《只是怜悯》,他在全国都有名气,已是为争取美国种族司法公正而发声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斯蒂文森在非裔美国人循道宗-圣公会教会(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 AME)长大,在从哈佛法学院毕业之前,指导东方大学的福音合唱团。他在公共演讲中穿插圣经经文,说信仰是他事业的支柱。我想亲眼见识他的工作。

在那里,我看到了一面巨大的墙。它几乎完全被摆在木架子上的漂亮玻璃瓶子遮住。瓶子里装满了土,揉合着绿到棕、金黄到锈红的不同色泽,一排又一排地层迭起来,从地板一直到高高的天花板。乍看起来感觉很漂亮,但凑近细看就不然了:每个瓶子上都有一个名字和地点。斯蒂文森告诉我们,每个瓶子装着的土,都是从阿拉巴马州内已被确认的某个私刑地点取来的。这整面墙,包括所有这些瓶子、这些名字,只是一个州的故事的一部分,是对这段我并不完全了解的历史的快照。

斯蒂文森是在黑人的课堂上开始受教育的,亲眼目睹律师们为了消除当地学校系统中的种族隔离而进行的抗争。他非常清楚,美国人是各自按着差异显著的历史版本被培养长大的。也是因为这个,在为司法体系中系狱者的合理、公正待遇奔波了三十年后,他正在改变与种族偏见做斗争的策略。

“几年前我开始意识到,执法者受到历史叙事的影响。对历史的了解、他们的价值观以及响应敏感度,都在影响着他们。”斯蒂文森在一次访谈中说到,“就种族问题而言,我觉得美国在如何面对历史上做的不怎么样。”

斯蒂文森开始着迷于开拓一些介绍真相的空间。他说,“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几个地方你可以诚实地体验奴隶制的历史,更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诚实地体验私刑和种族恐怖。”(在某些意想不到的地方会有例外。比如在明尼苏达的杜勒斯,就为1920年一个巡回马戏团被处私刑的三名黑人成员,建立了一个纪念标志。)

于是,斯蒂文森决定自己建一个。明年(2018年——译者注)夏天,EJI将为一个纪念碑揭幕。来访者将看到从一个方型结构上悬下的一个个有字的大方块,从视觉上提醒人们曾发生私刑的八百多个郡。数不清的标志牌刻着数不尽的名字,这一景观将把俯瞰阿拉巴马州蒙哥玛利市中心的一座小山岳,变成一处哀悼、纪念之地,一处恸哭、甚至集体忏悔之地。

它的名字是“和平与公正纪念碑”,还包括了主建筑旁延展开来的土地。 每片悬挂的方块,都有相同的一片安放在那片地里,带出一种类似于墓碑的令人心悸的感觉。这些标志牌将由各郡的人来领取。斯蒂文森梦想着,会有不同人群来到蒙哥玛利,取走私刑史上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在他们的乡镇、城市显眼地展示出来。如果某地的人不想认领他们的那一片,它就将突兀留在蒙哥玛利的山顶上,成为无人承认之罪的扎眼标志。

EJI’s lynching memorial will help ‘tell these stories, teach them to your children,’ said black minister and writer Leroy Barber.
Image: Courtesy EJI

EJI’s lynching memorial will help ‘tell these stories, teach them to your children,’ said black minister and writer Leroy Barber.

圣经与纪念

对于美国人来说,纪念碑、纪念物就是集体记忆中的一种建筑砌块。就像匹兹堡大学历史学家柯克·萨维奇(Kirk Savage)所形容的,它们试图“保存那些值得记住的,而丢弃其余”。

对于基督徒,这也是圣经的关键功能。圣经就是一系列神启的回忆,通过传统和社区而流传下去。这么多的故事,尤其是旧约中的那些,并不是俗套的道德故事或者励志型陈年旧事。这些故事钩勒出的,是一个为爱神和爱邻里而挣扎的民族,里面充满了告诫的警句和对更忠诚、更正直的敦促。记住与神的约,记住神的诫命。

不能遵守神的诫命,即使在个人层次,也可能招致深深的集体伤痛。在《约书亚书》第七章中,亚干从耶利哥城中盗窃被禁财物的决定,并不仅是一件他独自承担后果的个人之事 — 亚干的家族和其他三十六个人因此丢掉了性命。

作为对集体之罪的回应,先知们树立了集体忏悔的样板。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中,但以理为在别处、别的世代犯下的罪忏悔,他认为把自己包含在这些集体悔罪中是至关重要的。他是这样祈祷的:“主啊,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但9:8)同样地,时间和距离都意味着尼希米个人并未参与拜偶像、压迫人这些他所忏悔的罪。但他知道,为了他的人民,必须公开承认这些罪。

集体之罪超越时间和世代,这一概念并不限于旧约。“使创世以来,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算在这世代的人身上,”耶稣告诉法利赛人(路11:50-51),“是的,我告诉你们,这都要算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在听彼得讲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徒2)的众人中,没有几个是当时在各各他现场的。实际上,这里的“你们”,包括了“帕提亚人、玛代人、以拦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家、本都、亚西亚省、弗吕家、旁非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彼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旅客,犹太人和进犹太教的人,革哩底和亚拉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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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洛伊·巴博(Leroy Barber )陪我拜访了EJI。这位著名的黑人牧师兼作家,经常在教堂中谈及种族问题。对他来说,这个土样搜集项目和建议中的纪念物是对逝者表示尊敬,是疗伤,而且非常个人化。“我的母亲就出生在蒙哥玛利南边一点,一个叫做门罗维尔的小地方,”巴博告诉我,“当我在那里查看标有所有私刑地点的地图时,我母亲出生的这个小镇就有七、八处,这真让人感到难以置信。我的家人要生活于这种现实中,实在是一种深深的悲哀。”

对于巴博等人来说,在蒙哥玛利这种地方设立纪念物、纪念碑不只是关于集体忏悔、改过,尽管他也认为这些很重要。关于正确叙述历史的重要性,他在圣经中找到了强有力的先例。“《申命记》中说,‘这些故事,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以免你的子孙忘记,要让你的子孙知道他们从哪里来。这是基督徒的立场。”他说道,“布莱恩的工作至关重要,因为它让很多黑人可以自由地讲述他们的故事,为他们儿女、孙辈再现历史叙事。”

巴博的话让我想起,多年前参观华盛顿特区的美国纪念大屠杀博物馆时,我被纪念厅中用大字展示的《申命记》4:9节经文:“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

我从未想过这些经句的重要性。但对于神的子民保守信仰与传统,它们确实是必不可缺的。在圣经语境中,这一劝诫让人们记住与神之约以及违约的严峻后果。对于任何经历过种族、民族暴力冲突的国家、社区,这已成为一条共同的脉络。牢记再牢记,以使你们不会忘记,不会重犯同样的暴行。

正如斯蒂文森经常指出的,我们的国家“到处充斥着邦联的标志”。这既是一种对历史的偏颇复述,也挤掉了悔改的空间。“如果我们不为自己的罪忏悔,我们就不会被原谅,在这个国家我们就无法把这件事处理好。”

面对我们过去的罪

作为一项全国性的倡议,EJI已经获得了相当的名流支持,包括与谷歌合作发表它的研究成果。斯蒂文森也曾在纽约市的救赎者长老教会和柳溪协会的全球领导者峰会上发表演讲。但他还是非常渴望能把EJI介绍给更广泛的基督徒听众。

说基督教在美国的种族不公问题上(包括奴隶制、私刑和反民权政治)有着一段复杂的历史,还是有点轻描淡写。一方面,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颂扬像英国的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这样的基督徒废奴主义者,但另一方面,南方的蓄奴制不仅受到作为个体的基督徒奴隶主和庄园主的支持,也受到教会、各宗派和神学家们的支持。

在十九世纪美国的废奴运动中,基督徒经常是活跃在最前列的。但是基督徒中的大多数并不是这样的。南方教会积极地为施行奴隶制辩护。例如,1864年南部邦联的长老会代表大会宣称,“我们的对手长久以来持续不断的挑衅,使我们内心更加相信,家庭蓄奴是神的旨意 ... ... 我们毫不犹豫地确认,保持奴隶制,并使它成为对主人、奴隶双方的祝福,是南方教会的特殊使命。”

直到最近几十年,各宗派才开始公开地面对自己充斥着种族主义的过去。主要因为与北方浸信会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分歧而于1845年创立的美南浸信会联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影响广泛的宣言,为在体制性种族主义中的共谋行为道歉。而美国长老会(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PCA)则在2002年为其先人在维护奴隶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忏悔。2016年PCA通过了另一项提案,为民权运动时期教会内部的种族主义而悔改。

但是这些高层的忏悔姿态有多少会涓流触及到各个教会、每个信徒,这就很难说了。我们美国人,天生具备捧高成功的本事,但在选择纪念哪个悲剧时,就矛盾的多了。斯蒂文森喜欢提到,为“911”事件的受难者建立纪念碑只花了十年时间,但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个关于奴隶制的国家级纪念碑。

EJI's museum in Montgomery displays soil samples from Alabama lynching sites.
Image: Courtesy EJI

EJI's museum in Montgomery displays soil samples from Alabama lynching sites.

宗教与暴力搅在一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许多有很高基督教人口的国家里,你可以在种族冲突的双方都找到坚信圣经的基督徒。在访谈中斯蒂文森经常提及,在柏林,“你走不上一百呎,就会看到一座纪念碑,安置在被绑架的犹太人家庭住宅前”;或者,真正的人头盖骨就展示在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博物馆里。但在美国,他指出,“我们不提私刑这件事。更糟糕的是,我们还编造了一种反叙事,说我们没有什么可羞耻的,我们的过去是浪漫而荣耀的。”

经上告诫我们,悔改不是为了伤害,而是一种让我们远离罪、另选他路的工具。在悔改中,我们认识到罪在我们的灵魂和社会所造成的裂隙,进而承诺去做修补的工作。“我对用历史来惩罚美国并不感兴趣,”斯蒂文森告诉我,“我想使我们得解放,找到让我们得救赎的道路。但如果不愿意让我们过去的真实情况为人所知,我们就不能达到救赎。”

没有几个地方像蒙哥玛利一样,把这种不情愿明显地表露出来。这里有五十九个纪念、颂扬邦联的标志物,但直到2013年为止,还没有一个纪念国内奴隶贸易的纪念标(EJI现在已经设立了三个这样的标志,注明蒙哥玛利作为美国最繁忙的奴隶交易港之一的角色)。“我觉的我们这个国家从来就没有真正寻求真相为和解,“斯蒂文森是这样说的。“只有真正寻求这些,我们才会得自由,真正的自由。”

寻求交集

在斯蒂文森的私刑纪念碑行动中,可以听到逝去的基督教改革的回声。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有大量著述,讲述了相互竞争的基督教派系 — 一派强调集体之罪,另一派注重个人之罪 — 如何在十九世纪初走到一起,发动了戒酒和废奴运动。一方面,当时公认的主流正统基督教组织强调圣约化社会的概念。他们认识到全国性之罪对于美国的威胁,呼吁加强教会的道德权威作为解决方案。成对比的是,那一时期新兴教会,例如循道宗、浸信会及其他较小的宗派,更倾向于把罪视为个人之事。

但是在1830年代,基督教的这两个派系在某些社会关怀事业上找到了交集,其中最主要的是反对酗酒和奴隶制。而这两者都被视男扭曲个人和集体道德的力量。部分基于新的着重点,同时强调全民之罪和个人、公众忏悔,这些基督徒发动了美国历史上最早的社会运动之一。特别地,中产阶级基督徒妇女热切地参与纠正社会弊病。在她们的公开抗议下,许多教会公开地摒弃奴隶制。至1838年,已有1348个专门的废奴社团登记在案。在其他社会组织还在保持沉默之时,这一情况表明了人们要解决时代的道德之罪的渴望。

“北方的白人废奴主义者,随着第二次大觉醒带来的属灵复苏而迅速扩展开来,将个人之罪和全民问题联系起来,”杨在访谈中说到,“内心情感的深度与社会运动的广度相结合,是这次运动的动力。”

例如,1837年纽约州West Bloomfield 第一教会通过的反奴隶制决议在总结声明中说:“作为个人,也作为教会,我们对此做出承诺。”这种情绪在废奴主义者中是很普遍的,迫使宗教组织与信徒个人将忏悔作为一种结束全民之罪、使自己灵魂免受刑罚的手段。

杨注意到,这就是旧时忏悔运动与斯蒂文森希企通过EJI、私刑纪念碑所要实现目标之间的关键相似之处:比许多现代抗议示威中表示出的愤慨要深刻的多的,一种个人转变的要素。“所谓'忏悔抗议'的核心观念在于它没有那种自义的成份在内,”杨指出,“做见证的人差不多承认自己也是问题的一部分。”

悔改的另一面

Bryan Stevenson
Image: Steve Jurvetson / Flickr

Bryan Stevenson

肖恩·卢卡斯(Sean Lucas)对于公开忏悔是知道一些的。为帮助整个PCA做到这点,他忙碌了好多年。

这位改革宗神学院教授参与起草了2015年长老会的一项决议案,就教会在民权运动时期所犯下的践踏民权共谋之罪表示悔改。这项议案在当年的代表大会上没有通过,但是其修改版在2016年通过

“特别是对于改革宗里的人,这不应被视为奇怪或疯狂的想法,”卢卡斯说。长老会在圣约社区这个概念上有着深久渊源,甚至认为,在某个特定时刻,所有的基督徒与其他正在犯下罪孽的基督徒是结合在一起的。

卢卡斯知道,像斯蒂文森所鼓吹的那样,对以往的罪进行公开的纪念、忏悔,并不就意味着通向得救。但是,“尽管这样不一定就会得救,但是实际上得救的证据就在于对你自己罪的承认,以及认识到祖辈犯下的罪是怎样对你和你的社区持续地发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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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蒂文森开始为死刑犯们服务后,他被悔改的威力打动了。他还记得,作为一名年轻的律师,是怎样将他的客户、他所代理的人视为潜在的使徒的,就像使徒保罗一样,其过去所为可以几被饶恕,成为被救赎者的楷模。

“我们基督徒对于悔改的另一面、认错的另一面有着深刻的理解,这就是修复,”斯蒂文森说,“如果我们强调指出这一点,也许我们可以鼓励整个民族,就历史上烦扰我们已久的偏执、歧视,更好地从中恢复、认知和做出响应。”

建立新的纪念物

纪念碑和纪念标志在本质上是解释性的。它们几乎总是在事后树起,给出一种更深刻的叙事。这叙事不仅仅是关于那些它们要纪念的历史,更在于一个社会所希望保存的那些价值。所以,因其在影响、拓宽我们对历史、社会不公及其他问题的理解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当前对这些纪念物进行再评估的讨论是有很意义的。

例如,当一些教会领袖努力保留住一间具有历史意义的德国教堂中的一座反犹雕塑时,这正是他们的意图所在。他们不是把雕塑移走,而是加上一块铭牌,唤起人们对大屠杀的恐怖暴行悔改,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在公共空间中,一类纪念碑充斥泛滥,而另一类却明显缺乏,于是我们许多人多多少少因此而形成了一套扭曲的历史观。在这种前提下,当基督徒投入到相关的社会问题中,这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我们某些人,这正好意味着需要去蒙哥玛利朝圣,审视这段历史负担。对于我,则意味着亲自来到俄勒冈的库斯湾,和我的先生和两个孩子一起,举起一个大大的十字架,向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的名字和记忆致敬。

我们临时搭起的纪念物倒底有什么长远的意义?这个很难说。会有学生走过塔克的十字架,然后去网上搜索他的名字吗?会有老师利用这个机会来给学生上一堂历史课吗?它会招致投诉吗?这就像附近越战纪念碑上的十字架引起“免除宗教影响”团体的抗议一样,提醒着我们,无论结果如何,塑造记忆的争斗本身又在被不断变化的社会习俗所塑造。或者,干脆就是某个清洁工找到它,然后扔进垃圾箱,而没有让任何人感到自己对走过的这片土地的冲击?

我永远不会知道答案。我只知道,我和先生在本州内,到离我家不到一天车程的一个地方进行了一次参拜之旅,来向一位种族暴力受害者的名字表示敬意。通过安放我们自己的纪念物,这样一件细小而不起眼的行动,这次旅行使我们发生了改变。我们所发现的,是不会被忘记的;我们也无法抹掉过去的恐怖。我们试图以自己微不足道的方式来面对它。认错,和悔改、哀恸一起,是我们在成长中作为基督徒学到的基本功课。为了尽力尊重我们的历史,我们就必须完整地把它叙述出来,我们也要尽力把它们教给我们的孩子,以免我们都把历史忘记。

作者梅菲尔德(D. L. Mayfield )为《今日基督教》的定期投稿作者,并著有《是融入,还是回归故国》。近作包括《今日基督教》的封面故事“为什么我不再酗酒”(2014年六月号)。她生活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安迪·奥尔森关于本文主题有另外报道。

译者: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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