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靈濫權的對立面是教牧關懷

美國人每年都會購買數百萬本自助類書籍，但我們這些成長於（後）現代世界的孩子並非第一批喜歡這類書籍的人。自助類書籍在古代世界就已盛行。至少從公元前四世紀開始，自助學習軍事相關的手冊就已存在，隨時為人們提供如何選擇最好的戰馬、進行有效的圍攻，或在圍攻中生存的建議。古人還有其他類型的學習手冊，從烹飪到解夢、耕作、演說、友情，甚至如何安度晚年，應有盡有。

但有一種主題異教徒沒有寫過：如何關心他人。我是在研究古代和今天的人們對女性（尤其是母親）的態度時首次注意到這一缺失的。這項研究如今成為我正在進行的新書計畫的一部分，這本書主要研究基督教出現前的異教徒對待生命議題的方式與後基督教時代人們方式的相似之處。

「如何關心他人」的主題在非基督徒的圈子的缺失具有重要意義，教會在最初幾個世紀出現了關於教導人如何牧養和實踐關懷他人等新的文體同樣有重要意義。歷史學家研究文獻裡「存在什麼樣的內容」是正確的，但研究「缺少什麼樣的內容」也同樣具有啟發性，在這個案例中就是如此。在初代基督教領袖開始撰寫關於如何關懷單身女性、窮人、病人和其他弱勢群體等書信、論文和指南書籍之前，這類著作並不存在。

在這些文獻中，我們發現教牧關懷的範圍很廣，不僅包括今日最常見到的靈命關懷和關係上的關懷，也包括對實際需求的關注。因此，這些文獻見證了關懷事工曾扮演的角色——見證了初代教會如何視這些事工為教會領袖健康地使用教牧權柄的基礎。

關於關懷事工的正面評論能鼓勵教會建立更穩健的關懷網路。在這個牧師因濫用教牧權柄引發軒然大波，破壞了許多基督徒對教會領袖的信任的時代，初代教會關懷人們的歷史值得我們回顧。

在新約裡，有不少強調要「反文化而行」，敦促基督徒關懷他人的教導，因此，隨著教會的發展，民間出現相關的書籍指南也就不足為奇了。例如，在使徒行傳2:44-46，我們見到基督徒在新成立的耶路撒冷教會裡討論解決貧窮的問題和人們的需求。

然而，從西元三世紀開始，關於教牧關懷更正式的論文的興起尤其引人注目，因為這可以說是基督徒在羅馬帝國生活最艱難的時期。西元235年，皇帝塞維魯斯·亞歷山大（Severus Alexander）遇刺身亡，開啟了歷史學家所稱的「第三世紀危機」。從那時起直到戴克里先於公元284年掌權，皇帝們接二連三在軍事中興起，掌權，然後再被暗殺。

與此同時，200多年之久的貨幣貶值最終導致通貨膨脹失控。西元250年左右，一場神秘的大瘟疫襲來，流行了整整二十年，造成可怕的死亡人數。歷史學家凱爾·哈珀（Kyle Harper）認為，雖然無法計算整個帝國的死亡人數，但估計這場瘟疫奪走亞歷山大城62%的人口。對基督徒的第一次全帝國範圍的迫害則始於公元251年。

在所有這些危機中，西元三世紀的牧師們服事著那些生活在一個與我們相似的動盪時代中的人們。他們是如何應對的呢？

值得讓人深思的是，當時的講道、論文和書信並沒有顯示出基督徒對積累權力的興趣。他們沒有思考基督徒該如何影響政治領域、政府或經濟，也沒有反擊宗教迫害——畢竟普通老百姓本來就沒什麼機會改變宗教迫害的事實。相反的，這些初代教會的牧師強調基督徒有義務在言語、行為和金錢上愛我們的鄰舍。

一個特別有據可查的例子是迦太基的居普良主教在西元248至258年殉教期間的事工紀錄。在服事初期，居普良寫了《論工作與施捨》，在這篇論文裡，他甚至在聖餐餐桌上把那些沒有採取這種愛心行動的人隔離開來。他認為，這些人的心顯然還沒有歸信於主。

在另一篇論文《論死亡》（原先可能是一篇講道）中，居普良斥責那些在瘟疫期間拒絕照顧病人和垂死者的人。他對瘟疫症狀的描述表明，他對瘟疫的理解來自於他對感染者第一手的觀察。

居普良在這段時期的書信也充滿了關於教牧關懷的勸誡。有一次，他回應了一位牧師關於如何處理一位新歸信者的建議請求。這位新歸信者的工作（演員和表演指導）被當地會眾視為可恥的。（這是羅馬世界最不光彩的職業之一，由於與異教崇拜有關，對基督徒來說更為不光彩）。

居普良的回答並非建議嚴加管教，而是建議照顧他：這位歸信者是否有其他經濟來源？他說，如果沒有，教會就應該照顧他——如果需要的話，甚至可以直接在經濟上支持歸信者本人。

居普良的話不僅信實於主，歷史證據表明，這些話也很有吸引力。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人口比例從西元200年不到1%，在一個世紀內增長到近10%的人口。

這種增長速度不僅顯著，坦白而言，有鑑於同時期對基督徒迫害的加劇，這種速度簡直驚人。為什麼即使他們知道歸信基督可能意味著死亡，仍有比以往更多的人加入教會？社會學家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認為，是教會的關懷工作（包括實際關懷和牧養關懷）吸引了歸信者，並引領至這種爆炸性的增長。良好言行的見證結出豐碩的果實。

同樣的事也能發生在我們身上嗎？如果我是一位生活在未來幾個世紀後的歷史學家，研究21世紀初美國教會的文獻證據，我很可能會有這樣的印象：這個時期的基督徒主要忙於兩件事——忍受屬靈領袖的濫權，以及處理這些濫權的後果。

畢竟，有許多書、文章和報導都在談論這個主題。揭發屬靈濫權的事蹟並致力於防範它再次發生非常重要，不僅僅只因為公義的上帝在乎公義。然而，如果這些討論淹沒了其他許多對話，我們會錯過什麼？現代教會文獻紀錄裡最顯著缺失的話題是什麼？我認為是缺乏關於健康地使用教牧權柄來關懷我們社區的對話。

初代教會的例子提醒我們，如果我們只談論教會必須根除什麼錯誤的事——我們身為基督徒不該成為怎樣的人或不該做什麼事——我們會錯過關於我們被神呼召「成為什麼樣的人」和「做什麼樣的事」的對話。這意味著我們會錯過更好地改變教會文化的機會。

今天，健康的教牧權柄和牧養關懷應該成為我們對話裡以及我們所努力的方向之ㄧ，就像基督教剛萌芽時那樣。我們不能忽視我們話語的力量——牧師們和其他教會領袖所談論及書寫的內容能為地方教會及我們更廣泛的社區帶來改變的重要性。

因此，一方面而言，是的，我們應該譴責「屬靈霸凌的講台」，也應譴責在遇到文化危機時呼籲教會尋求政治權力的那類聲音。但是，再多的揭露（屬靈濫權）及再多與之對抗的努力都是不夠的。我們也需要基督教領袖們在講台上和紙筆上的鼓勵，鼓勵我們在這殘酷的世界裡參與教會「反文化而行」的見證的一部分：在屬靈需求及實際需求上照顧窮人、病人、寡婦、單身母親、孤兒和移民（雅各書1:27）。

在我和先生跨國搬家之前，我們在一間美國長老教會聚會了七年，我親眼目睹了這種鼓勵的效果。在我們剛加入教會的那段時間，牧師決定在教會裡強調收養和寄養家庭是我們教會的重要事工。當時，我們縣內的寄養家庭寥寥無幾，需求遠大於供給。

牧師直言不諱地讓我們知道，對地方社區的關懷是教會的首要任務，而這在會眾之間產生了重大影響。教會裡加入收養和寄養家庭的數量不斷增加。另一個新的事工建立了全年性的「膳食列車」和其他支援結構，以共同幫助這些寄養家庭。教會也因此更多認識到我們所處的社區的其他需求，從而帶來更多的事工機會。由於我們牧師重視牧養和實際的關懷，我們教會的整體文化特色發生了改變。

居普良主教的事工記錄提醒了我們，充滿關懷的言語和實際行動能為地方教會帶來改變。初代教會的基督徒並沒有比我們更不容易犯罪，也沒有比我們更不容易有屬靈軟弱和疲乏。但是，他們的領袖透過講道、寫作和以身作則的關懷人們，把羊群引向耶穌，從而改變他們社區整體的文化。同樣的事也能發生在今天。

納迪亞·威廉斯（Nadya Williams）是《Cultural Christians in the Early Church》（即將於2023年11月出版）的作者。她的下一本書《Priceless》已與 IVP Academic簽訂合約。她是《Current》雜誌的書評編輯，同時也負責《The Arena》部落格的編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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