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徒的人数达到顶峰了吗？

自2010年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便停滞不前。

这是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表的一份评估中国宗教信仰情况的近期报告所得出的结论。2010年，中国约有2320万成年人自认是基督徒。 2018年，有1990万成年人自认是基督徒，皮尤研究人员称这并非“统计学上显著性差距”。

在中国基督徒之中，参与“有组织的宗教”活动的比例也停滞不前。 2010年，近40%（38%）的基督徒表示他们每周参加一次此类活动，但这数字于2018年略降至35%。

皮尤报告指出：“一些学者根据实地调查研究、宗教组织的说法、记者的观察和政府的统计数据，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宗教浪潮，甚至有可能在2050年之前，基督教成为拥有最多信徒的宗教。”

但过去十多年来在中国进行的调查数据却“没有明确证实中国人的宗教认同程度在升高中，至少没有体现在正式的宗教归属和参与宗教崇拜仪式的人数上。”

2008年5月，皮尤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发布上一份关于中国宗教的报告。虽然那份研究报告并未涉及中国基督教信仰的增长速度，但它承认有“间接调查证据”表明“可能存在大量无教会依属的独立基督徒”。

根据皮尤的最新报告，中国政府的统计资料一开始看起来很有希望，因为自1949年至2018年间，该国的基督徒人数从70万跃升至3800万。然而，皮尤指出，这两组数据无法直接互相比较，因为它们采用了不同的资料来源及方法，也没有提及是否将儿童纳入统计范围。

2016年至2018年间，新教徒人数增加了1000万（从2800万增至3800万）。然而，皮尤表示，无法确定这一增长的来源：这可能是由于新皈依者的涌入，也可能是一些之前在未登记的教会聚会的基督徒被重新归类及登记。

皮尤研究人员补充道：“在许多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的同时，一些基督徒显然也离开了这个信仰。”

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的一项调查中，有三分之一在该调查中自认为基督徒的成年人在2012年的调查中并没有这样表态。这意味着在此期间，中国成年基督徒的人数增长了1%。

在同份调查里，2012年表示自己是基督徒的成年人中，有四分之一在2016年不再认同自己为基督徒。其中有五分之一的人于2018年表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或天主。

皮尤报告强调，由于缺乏可用数据、中文及英文之间的翻译差距，以及文化和政治对中国宗教活动的影响等因素，他们很难准确地呈现中国基督教的样貌。

由于皮尤未获得中国官方许可在其境内进行调查，研究人员分析了中国境内的学术团体的调查结果，包括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皮尤也考察了中国政府、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TPSM）等国营宗教协会提供的数据。

中文对应英文里的“宗教”和“信仰”等词汇也有字义上的细微差别。宗教（英文为religion）指的是有组织的宗教，包括中国官方承认的五种宗教：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基督新教和道教。 “信仰（英文为believe）”一般则意味着正式的承诺（委身）或严肃的信念，而中文的“相信（英文为belief in）”则并不总是带有宗教含义。

基督徒的人口及组成

根据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在中国，认为基督教是自己的“信仰（对一个有组织的宗教或信仰体系的正式承诺）”的成年人有72%可能为女性，且年龄较大，教育程度低于中国成年人的平均标准。

皮尤报告指出，由于来源及研究方法的不同，也由于一些分析对调查结果和政府数据的限制进行了调整，中国基督徒人数的估算存在一定范围的差距。

例如，根据地理位置抽样研究的结果可能会影响基督徒人数估算的准确性。皮尤指出：“如果将温州（据说是中国基督徒人口最多的城市）排除在抽样范围外，调查得出的新教徒人数可能会再低一点。”

皮尤表示，中国政府对基督教活动的“加强监控”是另一个可能导致人们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停滞的因素，但这只是一种假设，因为没有可用的数据来佐证这一点。不过，研究人员也承认，统计数据的收集存在一些限制因素，例如我们无法知道有多少基督徒在地下教会或家庭教会做礼拜，这些人可能会避免透露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且，中国共产党禁止其党员信奉任何宗教，党内的基督徒也可能在调查中隐瞒自己的宗教信仰。

根据2018年CGSS的调查，仅有2%的中国成年人，即2000万人，勾选“基督教”为自己的宗教信仰。在这一数字中，新教徒占近90%（1800万人），其余大部分为天主教徒。

其他调查也反映了类似的结果：在2018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VS）里，2%的中国成年人表示“信仰”基督教，而在2016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3%的人表示自己“属于”基督教。

在2021年的CGSS调查中，约有1%的受访者自认是基督教徒，不过皮尤指出，这次调查的受访者范围较小，只有包含19个省、市和自治区，而稍早于2018年的调查涵括28个省、市和自治区。

与“相信耶稣和/或天主，但不一定自认是基督徒”的人相比，正式认定基督教为自己“信仰”的人更有可能表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里非常重要（61%对比29% ）。后者也更有可能表示自己每周会参加一次或多次敬拜仪式（55%对比21%）。

皮尤研究表示，在最广义的基督教密切度评量里，接近8%的中国成年人与基督教有所联系，认为自己是一名信徒，相信基督教里的上帝，或会参与基督徒常见的某种敬拜形式。

越多宗教信仰越好

影响基督教在中国成长速度的另一个因素是，许多中国成年人持有多种（即使相互矛盾）宗教信仰，并会参与各种宗教活动，即便只有十分之一的中国人会正式认同自己归属于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等特定宗教。

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凤岗写道：“在东亚，人们可能会同时信奉多种宗教传统，却不知道或不关心这些传统之间的差异，且往往不会认为自己有任何正式的宗教信仰归属。 ”

中国约有40%的成年人至少信仰以下一种宗教：耶稣基督、天主、佛和/或菩萨、道教神灵、真主或鬼魂。有五分之一（20%）的人相信至少一种以上的宗教概念和人物。

不到10%（7%）的人说他们信仰耶稣或天主，只有2%的人在信仰耶稣或天主的同时也拒绝所有其他神灵和超自然因素。

在中国，与灵界互动相关的文化习俗非常普遍，例如为家庭成员扫墓、挑选良辰吉日举办特殊活动及相信风水。在中国，有75%的成年人表示他们每年至少会去家族墓地一次，尤其在清明节期间，他们会透过焚香和烧纸钱等宗教仪式祭拜祖先

中国基督徒也会以类似的方式纪念自己的亲人，但通常不会参与祖先崇拜的部分。

教会的情况

中国的新教教会数量也没有剧烈成长的趋势。

在1997至2008年间，包括教堂和聚会点（如公寓或办公室）等有登记在册的新教聚会场所数量显著增加。但根据皮尤的研究，这些数字如今“大致趋于平稳”。

根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数据，2018年“合法的新教场所”约有6万个，比2009年的5.8万个略有增加。

皮尤研究指出，这些数字并没有呈现家庭教会或非官方登记的聚会点数量。一些学者还认为，为了让数据“看起来符合国家遏制宗教发展的目标”，漏报数字现象经常发生。在上海奉贤区，尽管地方官员在2018年报告中表示已将73个（86个中的73个）未经批准的基督教礼拜场所纳入官方系统，但他们在2019年的报告里只提及24个新登记的基督教礼拜场所。

家庭关联性

中国多数的基督徒并未在基督教家庭里长大。约有三分之一（31%）基督徒的母亲为基督徒，五分之一（21%）基督徒的父亲为基督徒。

根据2018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基督徒也是最不可能与信仰相近的人结婚或同居的宗教群体（38%）。相较之下，佛教徒（45%）、认同民间信仰的成年人（78%）和回族穆斯林（96%）更有可能这样做。

具有宗教倾向的“无宗教信仰人士”？

在2018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多数中国成年人（90%）表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另一项研究同样显示，每10个成年人中有9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只有三分之一的中国成年人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

此种数据上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宗教”通常意指属于某个宗教组织或信仰体系。调查结果也许无法准确反映中国成年人对“宗教”一词的理解，因为一些中国人可能仍持有某种与灵界相关的信仰。例如，皮尤观察到，有些人可能并不认为他们对佛祖的信仰是一种宗教。

因此，自称无宗教信仰的成年人比例“远大于”拒绝任何神灵信仰或从不参与宗教活动的成年人比例。这种区别从数字上看是这样的：在2018年中国社会调查中心的报告里，61%的中国成年人表示不相信任何神或灵。但如果算上相信超自然力量或对中国习俗的参与，“无信仰比率”会进一步下降，不过皮尤没有透露这个数字是多少。

对于皮尤报告里令人惊讶、担忧和充满盼望的部分，《今日基督教》采访了研究中国宗教状况的专家学者的看法：

杨凤岗，普度大学宗教与全球东方研究中心创始主任：

我最惊讶的是皮尤研究中心敢于在这个时候发布这份报告。这份报告主要是对调查结果的二次分析，而不是皮尤一贯的自己进行调查的做法。皮尤分析由中共当局赞助及监督的调查数据。自2012年以来，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当局加大了对宗教的限制和压制，打击基督徒及穆斯林，并透过学校教育及大众媒体宣传无神论。

在一个日益敌视宗教的环境中，谁会愿意回答有关宗教的调查问题？报告里每项调查的回覆率是多少？我找不到与此相关的任何信息。此外，有可能还有更多人拒绝参与调查、拒绝回答与宗教有关的问题，或者并未认真对待封闭式的问题选项。

皮尤的这份报告承认这些调查存在一些局限性。尽管如此，皮尤报告声称这些调查是可用于二手数据分析的最佳调查。但是，这里的“最佳”指的并非是这些调查的质量，而仅仅是这些调查数据的可用性。尽管这些调查的质量尚不可知或存在不少疑虑，皮尤研究中心还是大胆地——也可能是太大胆了——在此份报告里公布他们的研究结果。在技术分析和表述方面，他们可能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数字和图表揭示了真实情况，甚至根本离真实情况还有段距离。

总之，阅读此份报告时绝对有必要非常谨慎。在缺乏足够信息的情况下，拥有信息并不一定比没有信息好，因为有可能出现错误信息或误导性的信息。

这份报告最令我感到盼望或正向的部分是，尽管中国当局对宗教的压制加剧，但有相当一部分的宗教信徒敢于向陌生人（受访时可能有地方官员在场）公开承认自己的宗教信仰及宗教活动。换句话说，调查里的基督徒比例意味着，这些基督徒是最坚定、最敞开的基督徒，他们敢于在日益恶劣的政治环境里公开自己的宗教信仰。

迄今为止，没有人否认中国基督徒人数在过去四十多年间的迅速增长。如果有这么多普通信徒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坚守阵地，响应政府的调查，那么我对中国基督教在未来几年会继续成长仍持有盼望。

司马懿（Chloë Starr），耶鲁大学神学院亚洲神学与基督教教授：

我并没有在这份报告里发现太多令人惊讶的地方。皮尤报告准确的反应了在中国进行宗教信仰调查于技术层面上的艰难处：如登记在案的宗教场所与官方授权的宗教场所在数据上的差异、基督教的地区性抽样问题、信仰词汇的多样性等。但皮尤对报告数字为何会发生变化于政治或社会层面的推测较少。

例如，报告转载了中国社会调查年度报告的数据，显示了2010年至2018年样本年份中报告的成年新教徒人数。但这些数字的波动很大，从2012年到2013年减少了500万，然后到2015年又增加了300万，这期间的差距是900万，非常的没有可靠性。不过，2017年和2018年报告的数字较低（分别为1600 万和1800 万）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宗教法规，政治风气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针对未登记的教会。这两年的数据不太可能反应基督徒的实际人数减少，而是基督徒们对于回应政府的调查更加谨慎。

令我担忧的是，我们仍然无法从这个世界上受监控最多的国家之一那里获得准确的数据，而且这种人为导致数据混淆的程度显示，中国当局仍试图贬低及阻止宗教信仰，信徒们参与礼拜及认定自己为基督徒仍受到阻碍。

当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基督徒的人数急剧上升时，一些关于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基督徒的国家”的炒作曾经盛行一时，这份皮尤报告有助于平息这类炒作，并对那些习惯以统计数字来评估教会是否“成功/有影响力”的方式提出质疑，因为统计数字的准确性是无法确定的。皮尤报告本身就指出了中国需要多种调查方式，以及调查中国信仰情况会遇到的特有问题。

皮尤调查的局限性之一是，它们在发布调查分析时，不可避免地会晚五年。本次分析采用的最新数据来自2018年，这比COVID-19的发生、人们转变至习惯参与线上礼拜以及（正在进行的）教会实体聚会的恢复还更早，而所有这些因素都对教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习近平政策力度的增加也尚未充分地反映在这一数据中，因此我们或许可以预期，在下一份关于当前信仰情况的调查里，教会礼拜参与度会有更明显的下降，宗教信仰调查也会有更大的波动。

李榭熙，佩斯大学全球亚洲研究所所长：

这份分析报告表明，当今中国社会存在丰富而活跃的宗教生活，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尽管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仍属于信仰少数群体，但基督教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无法反应其社会和文化影响力。令人欣慰的是，至少在COVID之前，“与基督教信仰有某种联系的人数比宗教内部调查得来的人数要多”。

这与中国基督徒非凡的牧养工作和社会服务有很大的关系。许多已登记和未登记的教会开办慈善机构、书店、咖啡馆、私立学校和其他社会服务，以在同胞间推广基督教价值观和实践。

调查里还显示，“与其他自称信仰耶稣基督和/或天主的基督徒相比，有一部分基督徒更加敬虔，及有更强的组织性”。已登记和未登记教会里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如果建立了自己的支持方式和沟通网络，便能更好地应对新的及旧的挑战。

皮尤的报告提供了有益的历史视角来评估中国官方对有组织和自治的基督教团体不断变化的政策，从1982年的19号文件开始，到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时期意识形态较为宽松的统治风格，再到习近平提出的“将宗教中国化”的口号，虽然今日的中国政府没有把时间拉回到毛泽东时代，但整体趋势是在地方层面对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实施更多监管限制。

尽管当代西方对中国的政治策略逐渐转向脱钩及不信任，但中西方自1978年以来丰富的跨文化交流历程为中国基督徒提供了友谊桥梁和广布的连结网络。只是在官方标准的全国性调查里，很难收集到这些非正式参与者的信仰信息。

连曦，杜克大学神学院世界基督教教授：

这份报告里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是，有7%的人肯定性的回应“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这一问题，但在别项调查里，只有2%或3%的人自我认同为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归属）或信仰此ㄧ“宗教”。这7%的数字可能更具可靠性及准确性，因为那份调查问题里用的是基督徒使用的词汇。

多数中国基督徒会说，他们信仰的不是宗教，而是真理。毕竟，“宗教”是现代中国世俗精英阶层使用的词汇，背负着“与现代进步生活背道而驰”的污名。试想一下，问中国人“你是宗教信徒吗？”能得到7%的回应实在令人惊讶，因为这高于普遍估计的中国基督徒比例。 2022年的《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将这一比例定为5.1%。

各项调查之间虽存在一些数据上的不一致处，但它们确实表明，基督教自1980年代以来爆炸式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需要更多时间来了解中国的基督教人数是否已经达到顶峰。中国教会的发展存在地区性差异，近期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对中国教会的全面影响也有待观察。例如，农村教会流失的成员里有多少人转为城市教会的新鲜血液？

从一些调查里也能间接地看出令人担忧的部分：基督徒自我认同度的明显降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由于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敌意增加，人们对于承认自己的信仰身份感到犹豫不决。新增的限制，如针对未成年人（18岁以下）参加教会活动的限制，确实削弱了儿童及其父母的宗教参与度。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也加剧了中国基督徒所面临的来自外界的冷漠，因为基督教越来越被中国人视为西方敌对势力的象征。

我认为中国基督教最有盼望的一些新发展并没有反映在这份报告里，例如许多城市教会灵活地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分成小组，将礼拜、圣经学习和教牧培训转移到网路上。自认信仰耶稣的基督徒占了人口的7%，即使若采用更严格的信仰标准来衡量后，此比例会下降一些，它仍然表明：在面对近年来新实施的严格限制、国家支持的新宗教（民族主义）的激烈竞争以及使相信耶稣变得更困难的经济机遇及压力，中国的基督教仍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和韧性。

杰西·孙 (音译)，贝尔蒙特大学基督教史助理教授：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这份调查在估算中国基督徒人数时区分了“相信”和“信仰”的不同。可以预见的是，前者会比后者得出更高的统计数据，因为“信仰”带有与中国共产党于意识形态上竞争的意涵，而中国共产党要求其成员在意识形态上对党保持唯一的忠诚。这一细微差别确实是方法论上的一大进步。此外，这份调查也试图交叉检查同时信仰耶稣基督及其他宗教人物的人口，这也是对中国复杂的宗教状况的一种回应。

最令我担忧的是，这项调查似乎偏重于国家和官方的统计数据，它与其说是中国基督徒人口增长轨迹的可靠证据，不如说是“获得独立、自愿性且具有代表性的数据的难度”的证据。在许多未登记的家庭教会被关闭、甚至无法维持正常礼拜的环境下，他们不太可能回应调查或表明自己是基督徒。这种漏报现象令人担忧，尤其是多数学者都认为，未登记教会里的基督徒人数至少与国家批准的三自教会里的基督徒人数相当，甚至还更多。

但令人鼓舞的是，在估算基督教聚会场所的数量时，调查采用了一种细致入微的方法。这份调查注意到不同报告级别之间的差异：政府官员倾向于报告最小的数字，而三自教会领导人可能更愿意呈报新成立的聚会点。这反映了人们对中文“登记”（或注册）一词的微妙理解可能会因政治原因受到操纵。这表明调查人员意识到在政治敏感的环境中获取准确数据的复杂性。

总体而言，这份报告是一项值得称赞的努力，它绘制了中国复杂的宗教图景，确实在许多方面拓宽了我们的认知。同时，考量到中国具有国家强力主导的传统，即从帝制中国直到现在，政府一直试图监控和减少宗教在社会中的影响，如果官方统计数据往后不断显示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增长已趋于平缓，我也不会太意外。

Brent Fulton (布伦特·富尔顿)，华源协作 (ChinaSource) 创办人

这几项调查里的一致性是，约有2%-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这让我感到惊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谨慎对待这一数字。正如皮尤的报告指出的，新教基督徒往往集中在中国某些省市里，天主教信徒的地域分布则更为集中。我们不知道各种调查对象的地理分布情况，但鉴于中国基督徒的分布不均，数据不一定能真实呈现他们的数量。

我担忧的是，虽然我们不可能知道中国基督徒的真实人数，也无法全面衡量教会的发展或衰退情况，但传闻及非直接性的证据似乎支持这样的看法：教会的成长已趋于平稳。青壮年人和青少年的聚会状况尤其值得关注。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中国教会经历了两次重要的增长高峰：1970及1980年代农村教会的爆炸式增长和21世纪城市教会运动的蓬勃兴起。在农村复兴时期长大的人如今已经五、六十岁了。城市教会里的许多人也已经步入中年。在这些调查进行后的几年里，由于COVID-19和政府对18岁以下儿童宗教活动的限制，青少年和学生事工及基督教开办的学校和夏令营等活动都受到了严重限制。调查数据显示，基督徒最不可能在跟父母相同信仰的家庭里长大，这似乎也表明基督教没有代代相传。教会如何满足下一代的需求仍是个关键问题。

我认为此份报告里正向积极的那一面与数据的关联性不大，更多的是皮尤在承认准确量化中国宗教信徒所面临的巨大障碍时表现出的透明度。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究竟有多少基督徒”这个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但却没人能给出确切答案。 1990年代，当被问及中国教会的规模时，中国内地会（CIM）的资深宣教士大卫·阿德尼（David Adeney）回答：“我记得，我们的主没有说‘数我的羊’，而是‘喂养我的羊’。”与其过分关注统计数据（我们西方人容易这样做），那些关心中国教会的人最好牢记阿德尼的提醒。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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