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督徒的人數達到頂峰了嗎？

自2010年以來，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便停滯不前。

這是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發表的一份評估中國宗教信仰情況的近期報告所得出的結論。2010年，中國約有2320萬成年人自認是基督徒。 2018年，有1990萬成年人自認是基督徒，皮尤研究人員稱這並非「統計學上顯著性差距」。

在中國基督徒之中，參與「有組織的宗教」活動的比例也停滯不前。2010年，近40%（38%）的基督徒表示他們每週參加一次此類活動，但這數字於2018年略降至35%。

皮尤報告指出：「一些學者根據實地調查研究、宗教組織的說法、記者的觀察和政府的統計數據，認為中國正在經歷一場宗教浪潮，甚至有可能在2050年之前，基督教成為擁有最多信徒的宗教。」

但過去十多年來在中國進行的調查數據卻「沒有明確證實中國人的宗教認同程度在升高中，至少沒有體現在正式的宗教歸屬和參與宗教崇拜儀式的人數上。」

2008年5月，皮尤在北京奧運會之前發布上一份關於中國宗教的報告。雖然那份研究報告並未涉及中國基督教信仰的增長速度，但它承認有「間接調查證據」表明「可能存在大量無教會依屬的獨立基督徒」。

根據皮尤的最新報告，中國政府的統計資料一開始看起來很有希望，因為自1949年至2018年間，該國的基督徒人數從70萬躍升至3800萬。然而，皮尤指出，這兩組數據無法直接互相比較，因為它們採用了不同的資料來源及方法，也沒有提及是否將兒童納入統計範圍。

2016年至2018年間，新教徒人數增加了1000萬（從2800萬增至3800萬）。然而，皮尤表示，無法確定這一增長的來源：這可能是由於新皈依者的湧入，也可能是一些之前在未登記的教會聚會的基督徒被重新歸類及登記。

皮尤研究人員補充道：「在許多中國人皈依基督教的同時，一些基督徒顯然也離開了這個信仰。」

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6年的一項調查中，有三分之一在該調查中自認為基督徒的成年人在2012年的調查中並沒有這樣表態。這意味著在此期間，中國成年基督徒的人數增長了1%。

在同份調查裡，2012年表示自己是基督徒的成年人中，有四分之一在2016年不再認同自己為基督徒。其中有五分之一的人於2018年表示，他們不相信耶穌基督或天主。

皮尤報告強調，由於缺乏可用數據、中文及英文之間的翻譯差距，以及文化和政治對中國宗教活動的影響等因素，他們很難準確地呈現中國基督教的樣貌。

由於皮尤未獲得中國官方許可在其境內進行調查，研究人員分析了中國境內的學術團體的調查結果，包括來自：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和世界價值觀調查（WVS）。皮尤也考察了中國政府、中國基督教協會和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TPSM）等國營宗教協會提供的數據。

中文對應英文裡的「宗教」和「信仰」等詞彙也有字義上的細微差別。宗教（英文為religion）指的是有組織的宗教，包括中國官方承認的五種宗教：佛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基督新教和道教。「信仰（英文為believe）」一般則意味著正式的承諾（委身）或嚴肅的信念，而中文的「相信（英文為belief in）」則並不總是帶有宗教含義。

基督徒的人口及組成

根據2018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的數據，在中國，認為基督教是自己的「信仰（對一個有組織的宗教或信仰體系的正式承諾）」的成年人有72%可能為女性，且年齡較大，教育程度低於中國成年人的平均標準。

皮尤報告指出，由於來源及研究方法的不同，也由於一些分析對調查結果和政府數據的限制進行了調整，中國基督徒人數的估算存在一定範圍的差距。

例如，根據地理位置抽樣研究的結果可能會影響基督徒人數估算的準確性。皮尤指出：「如果將溫州（據說是中國基督徒人口最多的城市）排除在抽樣範圍外，調查得出的新教徒人數可能會再低一點。」

皮尤表示，中國政府對基督教活動的「加強監控」是另一個可能導致人們認為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停滯的因素，但這只是一種假設，因為沒有可用的數據來佐證這一點。不過，研究人員也承認，統計數據的收集存在一些限制因素，例如我們無法知道有多少基督徒在地下教會或家庭教會做禮拜，這些人可能會避免透露自己的宗教信仰。並且，中國共產黨禁止其黨員信奉任何宗教，黨內的基督徒也可能在調查中隱瞞自己的宗教信仰。

根據2018年CGSS的調查，僅有2%的中國成年人，即2000萬人，勾選「基督教」為自己的宗教信仰。在這一數字中，新教徒佔近90%（1800萬人），其餘大部分為天主教徒。

其他調查也反映了類似的結果：在2018年世界價值觀調查（WVS）裡，2%的中國成年人表示「信仰」基督教，而在2016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中，3%的人表示自己「屬於」基督教。

在2021年的CGSS調查中，約有1%的受訪者自認是基督教徒，不過皮尤指出，這次調查的受訪者範圍較小，只有包含19個省、市和自治區，而稍早於2018年的調查涵括28個省、市和自治區。

與「相信耶穌和/或天主，但不一定自認是基督徒」的人相比，正式認定基督教為自己「信仰」的人更有可能表示宗教在他們的生活裡非常重要（61%對比29%）。後者也更有可能表示自己每週會參加一次或多次敬拜儀式（55%對比21%）。

皮尤研究表示，在最廣義的基督教密切度評量裡，接近8%的中國成年人與基督教有所聯繫，認為自己是一名信徒，相信基督教裡的上帝，或會參與基督徒常見的某種敬拜形式。

越多宗教信仰越好

影響基督教在中國成長速度的另一個因素是，許多中國成年人持有多種（即使相互矛盾）宗教信仰，並會參與各種宗教活動，即便只有十分之一的中國人會正式認同自己歸屬於基督教或伊斯蘭教等特定宗教。

普渡大學社會學教授楊鳳崗寫道：「在東亞，人們可能會同時信奉多種宗教傳統，卻不知道或不關心這些傳統之間的差異，且往往不會認為自己有任何正式的宗教信仰歸屬。」

中國約有40%的成年人至少信仰以下一種宗教：耶穌基督、天主、佛和/或菩薩、道教神靈、真主或鬼魂。有五分之一（20%）的人相信至少一種以上的宗教概念和人物。

不到10%（7%）的人說他們信仰耶穌或天主，只有2%的人在信仰耶穌或天主的同時也拒絕所有其他神靈和超自然因素。

在中國，與靈界互動相關的文化習俗非常普遍，例如為家庭成員掃墓、挑選良辰吉日舉辦特殊活動及相信風水。在中國，有75%的成年人表示他們每年至少會去家族墓地一次，尤其在清明節期間，他們會透過焚香和燒紙錢等宗教儀式祭拜祖先

中國基督徒也會以類似的方式紀念自己的親人，但通常不會參與祖先崇拜的部分。

教會的情況

中國的新教教會數量也沒有劇烈成長的趨勢。

在1997至2008年間，包括教堂和聚會點（如公寓或辦公室）等有登記在冊的新教聚會場所數量顯著增加。但根據皮尤的研究，這些數字如今「大致趨於平穩」。

根據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數據，2018年「合法的新教場所」約有6萬個，比2009年的5.8萬個略有增加。

皮尤研究指出，這些數字並沒有呈現家庭教會或非官方登記的聚會點數量。一些學者還認為，為了讓數據「看起來符合國家遏制宗教發展的目標」，漏報數字現象經常發生。在上海奉賢區，儘管地方官員在2018年報告中表示已將73個（86個中的73個）未經批准的基督教禮拜場所納入官方系統，但他們在2019年的報告裡只提及24個新登記的基督教禮拜場所。

家庭關聯性

中國多數的基督徒並未在基督教家庭裡長大。約有三分之一（31%）基督徒的母親為基督徒，五分之一（21%）基督徒的父親為基督徒。

根據2018年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基督徒也是最不可能與信仰相近的人結婚或同居的宗教群體（38%）。相較之下，佛教徒（45%）、認同民間信仰的成年人（78%）和回族穆斯林（96%）更有可能這樣做。

具有宗教傾向的「無宗教信仰人士」？

在2018年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中，多數中國成年人（90%）表示自己沒有宗教信仰。世界價值觀調查（WVS）的另一項研究同樣顯示，每10個成年人中有9人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但只有三分之一的中國成年人認為自己是無神論者。

此種數據上的差異可能是由於「宗教」通常意指屬於某個宗教組織或信仰體系。調查結果也許無法準確反映中國成年人對「宗教」一詞的理解，因為一些中國人可能仍持有某種與靈界相關的信仰。例如，皮尤觀察到，有些人可能並不認為他們對佛祖的信仰是一種宗教。

因此，自稱無宗教信仰的成年人比例「遠大於」拒絕任何神靈信仰或從不參與宗教活動的成年人比例。這種區別從數字上看是這樣的：在2018年中國社會調查中心的報告裡，61%的中國成年人表示不相信任何神或靈。但如果算上相信超自然力量或對中國習俗的參與，「無信仰比率」會進一步下降，不過皮尤沒有透露這個數字是多少。

對於皮尤報告裡令人驚訝、擔憂和充滿盼望的部分，《今日基督教》採訪了研究中國宗教狀況的專家學者的看法：

楊鳳崗，普度大學宗教與全球東方研究中心創始主任：

我最驚訝的是皮尤研究中心敢於在這個時候發布這份報告。這份報告主要是對調查結果的二次分析，而不是皮尤一貫的自己進行調查的做法。皮尤分析由中共當局贊助及監督的調查數據。自2012年以來，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當局加大了對宗教的限制和壓制，打擊基督徒及穆斯林，並透過學校教育及大眾媒體宣傳無神論。

在一個日益敵視宗教的環境中，誰會願意回答有關宗教的調查問題？報告裡每項調查的回覆率是多少？我找不到與此相關的任何信息。此外，有可能還有更多人拒絕參與調查、拒絕回答與宗教有關的問題，或者並未認真對待封閉式的問題選項。

皮尤的這份報告承認這些調查存在一些局限性。儘管如此，皮尤報告聲稱這些調查是可用於二手數據分析的最佳調查。但是，這裡的「最佳」指的並非是這些調查的品質，而僅僅是這些調查數據的可用性。儘管這些調查的品質尚不可知或存在不少疑慮，皮尤研究中心還是大膽地——也可能是太大膽了——在此份報告裡公佈他們的研究結果。在技術分析和表述方面，他們可能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但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些數字和圖表揭示了真實情況，甚至根本離真實情況還有段距離。

總之，閱讀此份報告時絕對有必要非常謹慎。在缺乏足夠信息的情況下，擁有信息並不一定比沒有信息好，因為有可能出現錯誤信息或誤導性的信息。

這份報告最令我感到盼望或正向的部分是，儘管中國當局對宗教的壓制加劇，但有相當一部分的宗教信徒敢於向陌生人（受訪時可能有地方官員在場）公開承認自己的宗教信仰及宗教活動。換句話說，調查裡的基督徒比例意味著，這些基督徒是最堅定、最敞開的基督徒，他們敢於在日益惡劣的政治環境裡公開自己的宗教信仰。

迄今為止，沒有人否認中國基督徒人數在過去四十多年間的迅速增長。如果有這麼多普通信徒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中堅守陣地，響應政府的調查，那麼我對中國基督教在未來幾年會繼續成長仍持有盼望。

司馬懿（Chloë Starr），耶魯大學神學院亞洲神學與基督教教授：

我並沒有在這份報告裡發現太多令人驚訝的地方。皮尤報告準確的反應了在中國進行宗教信仰調查於技術層面上的艱難處：如登記在案的宗教場所與官方授權的宗教場所在數據上的差異、基督教的地區性抽樣問題、信仰詞彙的多樣性等。但皮尤對報告數字為何會發生變化於政治或社會層面的推測較少。

例如，報告轉載了中國社會調查年度報告的數據，顯示了2010年至2018年樣本年份中報告的成年新教徒人數。但這些數字的波動很大，從2012年到2013年減少了500萬，然後到2015年又增加了300萬，這期間的差距是900萬，非常的沒有可靠性。不過，2017年和2018年報告的數字較低（分別為1600 萬和1800 萬）則一點也不奇怪，因為這一時期出現了新的宗教法規，政治風氣也發生了變化，尤其是針對未登記的教會。這兩年的數據不太可能反應基督徒的實際人數減少，而是基督徒們對於回應政府的調查更加謹慎。

令我擔憂的是，我們仍然無法從這個世界上受監控最多的國家之一那裡獲得準確的數據，而且這種人為導致數據混淆的程度顯示，中國當局仍試圖貶低及阻止宗教信仰，信徒們參與禮拜及認定自己為基督徒仍受到阻礙。

當統計數字顯示中國基督徒的人數急劇上升時，一些關於中國「可能是世界上擁有最多基督徒的國家」的炒作曾經盛行一時，這份皮尤報告有助於平息這類炒作，並對那些習慣以統計數字來評估教會是否「成功/有影響力」的方式提出質疑，因為統計數字的準確性是無法確定的。皮尤報告本身就指出了中國需要多種調查方式，以及調查中國信仰情況會遇到的特有問題。

皮尤調查的局限性之一是，它們在發佈調查分析時，不可避免地會晚五年。本次分析採用的最新數據來自2018年，這比COVID-19的發生、人們轉變至習慣參與線上禮拜以及（正在進行的）教會實體聚會的恢復還更早，而所有這些因素都對教會產生重大的影響。習近平政策力度的增加也尚未充分地反映在這一數據中，因此我們或許可以預期，在下一份關於當前信仰情況的調查裡，教會禮拜參與度會有更明顯的下降，宗教信仰調查也會有更大的波動。

李榭熙，佩斯大學全球亞洲研究所所長：

這份分析報告表明，當今中國社會存在豐富而活躍的宗教生活，無論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儘管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仍屬於信仰少數群體，但基督教在總人口中的佔比無法反應其社會和文化影響力。令人欣慰的是，至少在COVID之前，「與基督教信仰有某種聯繫的人數比宗教內部調查得來的人數要多」。

這與中國基督徒非凡的牧養工作和社會服務有很大的關係。許多已登記和未登記的教會開辦慈善機構、書店、咖啡館、私立學校和其他社會服務，以在同胞間推廣基督教價值觀和實踐。

調查裡還顯示，「與其他自稱信仰耶穌基督和/或天主的基督徒相比，有一部分基督徒更加敬虔，及有更強的組織性」。已登記和未登記教會裡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如果建立了自己的支持方式和溝通網絡，便能更好地應對新的及舊的挑戰。

皮尤的報告提供了有益的歷史視角來評估中國官方對有組織和自治的基督教團體不斷變化的政策，從1982年的19號文件開始，到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時期意識形態較為寬鬆的統治風格，再到習近平提出的「將宗教中國化」的口號，雖然今日的中國政府沒有把時間拉回到毛澤東時代，但整體趨勢是在地方層面對有組織的宗教活動實施更多監管限制。

儘管當代西方對中國的政治策略逐漸轉向脫鉤及不信任，但中西方自1978年以來豐富的跨文化交流歷程為中國基督徒提供了友誼橋樑和廣佈的連結網絡。只是在官方標準的全國性調查裡，很難收集到這些非正式參與者的信仰信息。

連曦，杜克大學神學院世界基督教教授：

這份報告裡最令人驚訝的發現是，有7%的人肯定性的回應「你是否相信耶穌基督」這一問題，但在別項調查裡，只有2%或3%的人自我認同為基督教（作為一種宗教歸屬）或信仰此ㄧ「宗教」。這7%的數字可能更具可靠性及準確性，因為那份調查問題裡用的是基督徒使用的詞彙。

多數中國基督徒會說，他們信仰的不是宗教，而是真理。畢竟，「宗教」是現代中國世俗精英階層使用的詞彙，背負著「與現代進步生活背道而馳」的污名。試想一下，問中國人「你是宗教信徒嗎？」能得到7%的回應實在令人驚訝，因為這高於普遍估計的中國基督徒比例。2022年的《中央情報局世界概況》將這一比例定為5.1%。

各項調查之間雖存在一些數據上的不一致處，但它們確實表明，基督教自1980年代以來爆炸式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我們需要更多時間來了解中國的基督教人數是否已經達到頂峰。中國教會的發展存在地區性差異，近期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對中國教會的全面影響也有待觀察。例如，農村教會流失的成員裡有多少人轉為城市教會的新鮮血液？

從一些調查裡也能間接地看出令人擔憂的部分：基督徒自我認同度的明顯降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由於中國政府對宗教的敵意增加，人們對於承認自己的信仰身份感到猶豫不決。新增的限制，如針對未成年人（18歲以下）參加教會活動的限制，確實削弱了兒童及其父母的宗教參與度。極端民族主義的興起也加劇了中國基督徒所面臨的來自外界的冷漠，因為基督教越來越被中國人視為西方敵對勢力的象徵。

我認為中國基督教最有盼望的一些新發展並沒有反映在這份報告裡，例如許多城市教會靈活地適應新的政治環境，分成小組，將禮拜、聖經學習和教牧培訓轉移到網路上。自認信仰耶穌的基督徒佔了人口的7%，即使若採用更嚴格的信仰標準來衡量後，此比例會下降一些，它仍然表明：在面對近年來新實施的嚴格限制、國家支持的新宗教（民族主義）的激烈競爭以及使相信耶穌變得更困難的經濟機遇及壓力，中國的基督教仍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和韌性。

傑西·孫（音譯），貝爾蒙特大學基督教史助理教授：

我覺得很有趣的一點是，這份調查在估算中國基督徒人數時區分了「相信」和「信仰」的不同。可以預見的是，前者會比後者得出更高的統計數據，因為「信仰」帶有與中國共產黨於意識形態上競爭的意涵，而中國共產黨要求其成員在意識形態上對黨保持唯一的忠誠。這一細微差別確實是方法論上的一大進步。此外，這份調查也試圖交叉檢查同時信仰耶穌基督及其他宗教人物的人口，這也是對中國複雜的宗教狀況的一種回應。

最令我擔憂的是，這項調查似乎偏重於國家和官方的統計數據，它與其說是中國基督徒人口增長軌蹟的可靠證據，不如說是「獲得獨立、自願性且具有代表性的數據的難度」的證據。在許多未登記的家庭教會被關閉、甚至無法維持正常禮拜的環境下，他們不太可能回應調查或表明自己是基督徒。這種漏報現象令人擔憂，尤其是多數學者都認為，未登記教會裡的基督徒人數至少與國家批准的三自教會裡的基督徒人數相當，甚至還更多。

但令人鼓舞的是，在估算基督教聚會場所的數量時，調查採用了一種細緻入微的方法。這份調查注意到不同報告級別之間的差異：政府官員傾向於報告最小的數字，而三自教會領導人可能更願意呈報新成立的聚會點。這反映了人們對中文「登記」（或註冊）一詞的微妙理解可能會因政治原因受到操縱。這表明調查人員意識到在政治敏感的環境中獲取準確數據的複雜性。

總體而言，這份報告是一項值得稱讚的努力，它繪製了中國複雜的宗教圖景，確實在許多方面拓寬了我們的認知。同時，考量到中國具有國家強力主導的傳統，即從帝制中國直到現在，政府一直試圖監控和減少宗教在社會中的影響，如果官方統計數據往後不斷顯示中國的基督徒人數增長已趨於平緩，我也不會太意外。

Brent Fulton (布倫特·富爾頓)，華源協作 (ChinaSource) 創辦人

這幾項調查裡的一致性是，約有2%-3%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基督徒，這讓我感到驚訝。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謹慎對待這一數字。正如皮尤的報告指出的，新教基督徒往往集中在中國某些省市裡，天主教信徒的地域分佈則更為集中。我們不知道各種調查對象的地理分佈情況，但鑑於中國基督徒的分佈不均，數據不一定能真實呈現他們的數量。

我擔憂的是，雖然我們不可能知道中國基督徒的真實人數，也無法全面衡量教會的發展或衰退情況，但傳聞及非直接性的證據似乎支持這樣的看法：教會的成長已趨於平穩。青壯年人和青少年的聚會狀況尤其值得關注。

在過去的五十年裡，中國教會經歷了兩次重要的增長高峰：1970及1980年代農村教會的爆炸式增長和21世紀城市教會運動的蓬勃興起。在農村復興時期長大的人如今已經五、六十歲了。城市教會裡的許多人也已經步入中年。在這些調查進行後的幾年裡，由於COVID-19和政府對18歲以下兒童宗教活動的限制，青少年和學生事工及基督教開辦的學校和夏令營等活動都受到了嚴重限制。調查數據顯示，基督徒最不可能在跟父母相同信仰的家庭裡長大，這似乎也表明基督教沒有代代相傳。教會如何滿足下一代的需求仍是個關鍵問題。

我認為此份報告裡正向積極的那一面與數據的關聯性不大，更多的是皮尤在承認準確量化中國宗教信徒所面臨的巨大障礙時表現出的透明度。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究竟有多少基督徒」這個問題一直備受關注，但卻沒人能給出確切答案。1990年代，當被問及中國教會的規模時，中國内地會（CIM）的資深宣教士大衛·阿德尼（David Adeney）回答：「我記得，我們的主沒有說『數我的羊』，而是『餵養我的羊』。」與其過分關注統計數據（我們西方人容易這樣做），那些關心中國教會的人最好牢記阿德尼的提醒。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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