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成為好撒瑪利亞人的路上跌倒了

我認為，許多人讀「好撒瑪利亞人」這個寓言時，潛在地認為它傳遞的基本信息僅僅是「面對那些悲慘的人時，別當個混蛋。」

主日學的故事圖片在我們的腦海中展開。一個無辜的可憐人慘遭毆打，任何有道德的人都會感到震驚。祭司和利未人看到了他，從路的另一邊走過。他們冷酷無情的行為讓我們大吃一驚。這肯定不是任何一個正直的人會做的事！他們怎麼忍心讓這個可憐的人躺在路邊？我們天馬行空地把自己代入故事中，扮演著好撒瑪利亞人的角色，確信這種事如果發生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我們肯定會做正確的事。

但在我的親身經歷中，這個故事的結局卻截然不同。

當時，我正開車返回位於東非國家布隆迪（Burundi）內陸農村的家，我在那裡以宣教士醫生的身份生活和工作。在過去的幾天裡，我經歷了一場馬拉松式的高壓跨文化和多語言會議，會議的主題是我們醫學院的國際認證。在為三個小時的返家車程做準備時，我已精疲力竭。我只想趕快見到我的家人，和他們分享副駕駛座地板上的外帶食物。

我的車在兩旁長滿香蕉和棕櫚果樹的狹窄山路上蜿蜒前進。在我住在這裡的最初幾年，這段危險的旅途——陡峭的高低落差和有限的視線讓我恐懼，但現在，這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了。我一邊開車，一邊禱告旅途的時間能減緩我心靈上的疲憊。

當道路再次轉彎時，我看到前方發生了騷亂：玻璃碎片、一輛碎爛的摩托車和路邊混亂的人群。兩個年輕人正把一個人從摩托車上拖下來，一個人抱著一條腿，另一人抱著一隻手臂，把他拖到路邊狹窄的碎石路肩上，而旁邊是陡峭的峽谷。

我意識到這件事才剛發生不久。我頓時陷入確信自己應該怎麼做但又猶豫不決的糾結裡。我很想繼續開車。畢竟，現場沒有人會知道我有義務提供協助。對我來說，風險也很大。我必須在夜幕降臨前趕回家，否則開車會很不安全。捲入其中可能意味著被勒索，甚至被指責是車禍的罪魁禍首。唯一能讓我停下腳步的是我成為醫生時的誓言，繼續開車幾乎會讓誓言失去意義。我非常清楚這個區域缺乏急救服務，沒有其他的救援。

我把車停在路邊，下了車。「我是醫生，」我用蹩腳的基隆迪語說。我跪在昏迷的男子身邊，他頭部有一個很大的傷口，濃稠的血跡直直流到路上。我注意到他還有呼吸，瞳孔對光線有反應，脈搏也很好。如果送到醫院，他可能會沒事。

「這裡有人會說法語嗎？」我問旁邊的年輕人。幾秒鐘後，一個人從人群中走出來，用法語和我打招呼。「還有人受傷嗎？」我問。

他指著20公尺外的一小撮人，我驚訝自己還沒注意到從那個方向傳來的巨大哀嚎聲。我走過去看了看。當我檢查女子脛骨的大面積的開放性骨折時，她痛得大叫起來。腿傷很嚴重，但她顯然意識清醒，呼吸也很順暢。

我做完我在路邊能做的所有事。

「你們打算怎麼辦？」我問這位講法語的年輕人。他臉上露出了我們再熟悉不過的無助表情——沒有交通工具，沒有錢，也沒有人可以求助，周圍所有人都在同一條船上。

我再次意識到，他們並沒有在等待任何急救服務。他們也許會希望計程車能在接下來的六小時把人送到某個地方，但這可能為時已晚，尤其對那個昏迷不醒的人來說。

「聽著，我車上有位子，可以載他們其中一人去醫院。」我提議道。

「帶那個女孩去！」我身邊的男人立即回答。

「那個男的病得更重，」我反駁。

「他已經死了。」

這顯然不符合事實，我開始生氣了。「他還有呼吸！」我提高音量。

那名男子望著路邊被遺棄的身軀，似乎第一次想起他。我懷疑摩托車司機是旁觀者眼中的無名氏，而受傷（但較不嚴重）的女子則是這位男子的朋友，甚至可能是他的家人。

我嘆了口氣。「好，讓我把我車裡的座位都放平。也許我可以帶上他們兩個。」我奮力調整了我的行李和RAV4的座椅。剛好有足夠的空間讓兩個受傷的人躺平，並讓一位男性親屬陪在受傷女子旁。我們四人準備出發。

此時，當地警方已經趕到現場。我試圖解釋將傷者送往醫院的緊迫性。但警察希望我留在現場做一些筆錄，並提供我的聯絡方式。我絕對不想捲入當地警方的事務裡。最後，我說服他們，讓他們放我走，然後我載著滿車的人匆匆上路。

會說法語的人攔住了我。「不要去附近的醫院。求你了。請載他們去城裡更好的醫院。」原路走回市區意味著我無法按計劃在日落前回家。但我知道他是對的。我去過附近那間醫院，它們無法提供需要的救治。他告訴我應該帶他們去哪間醫院。我知道那個地方，我同意了。

在下山的路上，我開始意識到我們正在上演好撒瑪利亞人的寓言。路邊有受傷的人，我面臨一個決定，要麼像其他人一樣路過，要麼帶他們就醫。這些相似之處非常明顯，為什麼我之前沒有注意到呢？

首先，這整件事的感受和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我既生氣、害怕，又疲憊不堪。車上的女子不停地用基隆迪語尖叫著「我要死了！」，我好想吼回去，讓她知道她的尖叫無濟於事。

為什麼是今天？我本來就已經精疲力竭了。在我心中，好撒瑪利亞人總是像一張白紙，他沒有自己的重擔，也不急於處理自己的事，這一點從他能把手邊所有事放下判斷出來。我看到了他的慷慨，但我總認為他的慷慨來自我所沒有的餘裕。如果我有這種餘裕，我也會像他一樣慷慨解囊。但在現實生活中，什麼時候才會有處在如此充裕狀態下的好人呢？

也許效法好撒瑪利亞人意味著，認識到我們自己的重擔跟疲憊，甚至我們自己的需求都會伴隨著我們進入故事裡。

Image: Illustration by Hokyoung Kim

下山的路很艱辛。我的後座是身負重傷的陌生人，他們所剩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我還要面對一條蜿蜒曲折的險路，路肩狹窄，坑洞不平，行人和自行車擁擠在車道上，卡車以每小時十公里的龜速向山下駛去。若想在這條路上趕路疾駛，會把普通速度就已經是種冒險的駕駛提升到瘋狂的程度，我不得不下意識地讓自己緩下。有次，我重踩了急煞，我的車頭在一輛卡車懸空的後尾極近之處停下。我深吸一口氣，開始用英文大聲的禱告，為了蓋住後面女子的尖叫聲。

我想著我所面臨的風險。帶著這些人開車離去可能意味著我仍然得和當地警察有所來往，我以前曾和他們交手過，我真的很想避免這種事。而趕著下山可能會危及我的生命。我一位朋友曾告訴我，他晚上開車去機場時，看到路邊躺著一個人。當他在考慮是否停車時，想起一些故事，在這些故事中，這種場景是個詭計，目的是讓人們停車，以便襲擊和搶劫他們。我的朋友決定繼續開車。我完全能理解。

這種種可能性都可能出現在寓言故事的背景裡。那個好撒瑪利亞人會害怕被騙嗎？不無可能。他是否會因著幫助陌生人而陷入當地執法單位的糾纏裡？我總是假定客棧就在同條路上，但也許撒瑪利亞人不得不像我一樣走回頭路，從而使自己暴露在夜間旅行的危險中。

我在布隆迪的生活經驗讓我有足夠的資訊來評估當下情況。如果我捲入事件裡，我自己或其他人可能會發生什麼事？如果我投入其中，可能會帶來什麼好處？評估情況是明智之舉，但若事情具有風險，並不意味著我們就不需要參與其中。也許跟隨好撒瑪利亞人的榜樣意味著接受風險——不僅僅是付出一些金錢或一點點的不方便處——而是隨之而來的各種風險。

抵達市區時，我如釋重負，趕往醫院。我開車穿過大門，找到了急診區。停好車，跳下車，攔住我看到的第一個穿手術服的人。

「我車上有兩個外傷病人。一個頭部受傷昏迷不醒的男性，一個脛骨有開放性骨折的女性。」

他回頭盯著我。我又試了一次，但他毫無反應。幾分鐘後，似乎是負責人的醫生出來了。我趕緊帶著他到車旁，打開後門。那名男子仍昏迷不醒。女子暫時平靜下來，靠在她身邊的家人身上。我四處尋找擔架或輪椅。我不明白，我冒著生命危險衝下山後，為什麼沒人有所行動？

醫生開始平靜地與我車上意識清醒的人聊天。我明白他是在問錢的事。他遺憾地吐了吐舌頭，轉向我。「啊，你看，問題在這。他們沒有錢。所以我們不能照顧他們。」

這裡基本上是一間私人醫院，我明白，如果沒有一定的收入來支付醫療費用，醫院就無法維持運作。無論是否會收到付款，我從未想過醫生會在這種緊急情況下缺乏醫治病患的動機。我當下明白為什麼沒有人把傷者從我的車裡抬出來。醫院想確保我會再次帶走他們。

我試著拉關係。我向他解釋了我在該地區醫療領導層中的角色，並詢問他是否同意我打電話給他的上級並複述他的話。他回過頭來看著我，目光過於平靜，好似一個每天都要進行這種對話的人。「當然可以，」他說。

「那我能帶他們去哪呢？」

「我不知道。」

「我可以把他們送到路邊的另一家醫院嗎？」

「我不知道。」

我關上後車箱，鑽進車裡，一聲不吭地駛出大門。

這不是我的責任。我的責任是把這些人送到醫院，在那裡，我的慷慨會得到讚賞，然後由其他人接手。但是，我越做越多，越做越犧牲——不是因為我選擇這樣做，而是我被困住了。

好撒瑪利亞人會遇到這種情況嗎？我總是想像客棧老闆面帶微笑的樣子，但誰會願意讓一個半死不活的無名氏住在自己的客棧裡，即使有人會負擔所有費用？那間客棧是撒瑪利亞人嘗試的第一間客棧嗎？還是他必須四處求問好一段時間？如果他嘗試了好幾間客棧，發現沒有人想要一個渾身是血、昏迷不醒的人，怕嚇跑自己其他更好的客人（例如祭司和利未人）呢？如果除了撒瑪利亞人，沒有人關心傷者的死活呢？

隨著實踐這個寓言的複雜性逐漸展開，我越來越意識到，跟隨好撒瑪利亞人的榜樣可能意味著比我原先想像的陷入更深、更孤獨的處境。

沿著公路，我駛入另一家醫院。若沒有人幫忙，我甚至找不到急診室。急診室是一棟小樓，位於園區的後半部，好像醫院蓋了30年後才出現。我把車開進去，不知道會受到怎樣的接待。我走進急診室，請一名護理師到我車上。我解釋了情況，這時聚集了一小部分圍觀的人。護士看了看車的後座，一言不發地消失在急診室。我不確定她會怎麼做。

至少等了10分鐘後，擔架出現了，受傷的女子爬了上去。她和同車的家人一起消失在醫院裡。只剩下那個還在昏迷的男子。他還有呼吸，我很高興看到他開始有點呻吟聲。尷尬的是，我不斷想著，我離重獲自由還有多遠。

站在附近的一位女士問：「你怎麼認識這些人的？」

「我不認識他們。我只是開車經過，他們需要去醫院。」

「上帝保佑你。」

我只想哭。

擔架回來把人抬上去後，我要求見和我一起過來的家屬。我想謹慎地給他一點錢，以支付一些初期費用，但我擔心他會把錢都用在他的家人身上，忽略了昏迷的男子。

我決定用自由裁量權換取他的責任感，避免就他需要多少錢進行長時間的討論。我先坐到駕駛座上，以確保我的安全，然後搖下車窗。我把錢舉起來，讓家屬和圍觀人群看到。「這一半是給你家人的，另一半是給另一個人的。」人群中冒出一個人，說他明白我的意思，在場每個人都看到了，這個家屬需要把一半的錢花在摩托車手身上。我簡短地點點頭，把錢遞給家屬，然後開車離開。

我在想，好撒瑪利亞人是如何承諾會再次回來並承擔所有額外的費用的。我住在三小時車程以外的地方，有自己的病人和醫院。我想，好撒瑪利亞人可能也有這樣的責任在身上。但無論如何，我都不打算再回來了。

Image: Illustration by Hokyoung Kim

夜幕降臨，回家的路途十分艱難，但幸好一切順利。當我駛過事故現場時，我試圖擋住自己的臉。我想那個人群（仍在那裡）可能認出了我，但我還是繼續往前開。

深夜，我抵達家裡，癱倒在沙發上，很想哭，但情緒過於複雜而哭不出來。剛剛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也不太清楚。根據我的醫學評估，有幾個人的生命發生了重大改變，但試圖效法好撒瑪利亞人的過程與我想像的完全不同。

「誰是我的鄰舍？」那人問耶穌，於是開啟了整個故事。耶穌最後說，去成為鄰舍吧（路10:25-37）。

這個事件讓我很受傷。整件事開始前，我的情感之井已經幾乎是空的了，而我最後還只能反覆挖掘著乾涸的井底。我只決定參與這件事到某個程度而已，但每當我到了那個程度時，我就會被要求更進一步，一次又一次。

但正如馬丁·路德·金恩在《我曾到過山頂》的演講中所說，祭司和利未人問的是：「如果我停下來幫助這個人，我會怎麼樣？」撒瑪利亞人則問：「如果我不停下來幫助這個人，他會怎麼樣？」這個寓言呼召我們走出自我，為他人做出犧牲。愛就是犧牲，但犧牲讓我們很痛。

這個故事裡沒有任何英勇事蹟，而是一團混亂：充滿我原先的重擔，交織著來自他人的意想不到的重擔。還充滿伴隨進入極端和需要幫助的情境而來的難以承受的風險。這是一段孤獨的經歷，它從我身上拿走的遠比我加入時願意給予的多得多。

然而，這似乎才是這個寓言的真實樣貌。在經歷這次事件前，如果你問我是否願意響應好撒瑪利亞人寓言的呼召，我想我會同意的，即使有一點猶豫。

但我如今明白了我先前假定這個寓言發生的情況。我假定這種犧牲的機會會在一個即使對我來說不是完美的，但也可能是最佳的，或至少不是在那麼不方便的時間點出現。我假定客棧老闆會微笑著迎接我，其他人也會團結起來與我合作。我以為我付出的代價會是經濟上的，而不是情感上的。我以為我順服地邁出步伐，即使困難重重，最終也會有一種滿足感，就像運動結束時的粗重呼吸和汗水。

但事實並非如此。身為世界上最貧窮國家之一的醫學教育工作者，我可以說，無論是幫助路邊的一兩個人，還是解決導致人們滿身是傷躺在路邊的系統性問題，情感上的代價都很高。努力改變上層系統是明智的，但也是混亂的。

當我們禱告危機不會發生時，危機就來了，當我們越陷越深時，風險和代價可能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期。

當我看到我車上乾涸的血跡時，我常常會想起這些代價。這種混亂和心痛正是這個寓言的真實寫照。

如果可以重來一次，我會提醒自己我那天未曾想到的耶穌的其他一些話。耶穌在馬太福音25:40告訴我們，服事有需要的人就是服事祂。祂就躺在我的後車廂，昏迷不醒。祂就在那個不斷尖叫的女子身上。

事實是，我的犧牲是個機會，在找到合適的地方前，我載著我的主在城裡繞來繞去。

讓我們不要等待某個假想的時刻，等待環境和心情都做好準備後響應呼召。讓我們接受這個墮落的世界不可避免會有的傷害，視其為痛苦但仍蒙福的機會。

讓我們一起評估基督徒的愛的風險，在痛苦中相互支持。讓我們記住，我們的主在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之中——也在我們之中，即使我們自己有不足之處。

艾瑞克·麥克勞克林（Eric McLaughlin）是布隆迪的宣教醫生，著有《黑暗中的應許：與需要幫助的人同行而不失去信心》一書。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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