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 ——创4:10

们《今日基督教》的同工们深深地热爱教会。 为基督的新娘服务,使她对神的爱加增,讲述有关她在世人中的救赎性、变革性工作的故事,是我们工作的核心。 我们不是因为她有过罪的历史而兴高采烈。 但是,如果不能真实地讲述我们兄弟姐妹的故事,我们就无法真正地爱他们。 如果我们不能承认我们也曾参与其中,我们就无法真实地讲述他们的故事。 即使是在述及最杰出人物的缺点时,《圣经》也总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应该效法圣经的做法。

从创建伊始,两种原罪就在困扰这个国家:毁灭原住民的和实施奴隶制。 两者的根源都在于没有认识到其他种族与自己是平等的。 正如主教克劳德·亚历山大所说,种族主义就存在于我们国家所诞自的羊水中。 就在滋养我们国家、文化和民族发育的那个环境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病毒。 这种族主义的病毒感染了我们的教会、宪法和法律,以及我们的态度和意识形态。 我们从未彻底击败它。

在天路客之前,第一批奴隶就已到达了北美海岸,那时候马萨诸塞或康涅狄格还没有建立。 在乔治·华盛顿出生时(北美)奴隶制已经存在了113年,在撰写《独立宣言》时它已经存在了157年。 我们早期的总统有九位是奴隶主。 奴隶制意味着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孩子被强行分开,再也不能相见。 这意味着白人男子可以不断地强奸数十万黑人女孩和妇女。 出版于1839年的《美国奴隶制现状》,由西奥多·韦尔德(Theodore Weld)和安吉丽娜·格里姆克(Angelina Grimké)经广泛采集资料写成,书中是这样描写奴隶的境况的:

“(他们)经常被残酷地鞭打,划破的肌肉里被揉进红辣椒,伤口又被浇上热盐水、松香油或别的什么,来强化折磨;他们经常被剥光衣服,后背和四肢被用刀划破,再被用桨击打几十、数百次,变得体无完肤...他们经常被猎犬追捕,像野兽一样被射杀,或者被狗撕成碎片;他们经常被双臂吊起,鞭笞、殴打,直到他们昏厥,在靠恢复剂苏醒后,再次被殴打,直到他们又一次昏厥过去,有时直到他们死去;经常他们的耳朵会被割掉,眼睛被挖掉,骨头被打断,肌肉上被用火红的烙铁打上印记;他们被致残、被肢解,被在慢火上烧死。

这一制度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持续了近250年。 不仅要在肉体上受折磨,而且要在社会中受磨难。当我们想到这些,就会不寒而栗——奴隶们周围的白人社会对他们的哭诉基本上充耳不闻,不把他们当人看,认为他们不配被爱,那是怎样的被凌辱、遭遗弃的感觉。我们想知道,它在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中会留下什么样的深刻创伤。 内战前经济上的奴隶制,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推动财富创造的最强劲引擎之一。 它产生了流入富裕社区的经济和文化资本,并在劳工、投资、教育机构等方面提供了机会,使之能支持科研、创新和生活的质量。 然而,它却让非裔美国人陷入赤贫。

只有大约42%的白人基督徒认为奴隶制的历史继续影响着今天的非裔美国人。 然而,奴隶制只是症状,而不是病毒本身。 即使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支持奴隶制并围绕其形成的那种意识形态依然流传下来。 症状虽已消失, 但病毒却通过变异而存活。

重建政策的垮台和吉姆·克劳的兴起,使南方在1965年以前一直得以推行种族隔离和压迫。 因为内战后种植园主仍然需要廉价劳动力,他们就剥削他们的佃农和租客,基本上是像以前一样地残酷对待他们。 一方面动用私刑来恐吓黑人家庭,对他们进行支配、控制,另一方面,南方立法者不断采用更创造性的方式来阻止黑人投票或保护自身及财产。 在北方也是一样,特别是当大量黑人为逃避南方的压迫,来到北方城市的工厂寻找工作时,在住房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系统性歧视,使得非裔美国人几乎不可能为拥有住房筹措资金,或者累积代际财富。

许多进步性政策只是加深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社会、经济鸿沟。 新政时代的社会保障法实际上将绝大多数黑人排除在联邦退休补助之外,而《退伍军人权力法案》在支持战场归来的黑人退役军人拥有住房方面则完全不起作用,在资助他们接受大学教育方面也效果不佳。 由于政策及偏见,黑人被迫住进日益贫困的社区,很少有人能自己从中摆脱出来。 在年轻人的成长中,周围都是暴力犯罪,被失业、家庭破裂、毒瘾和绝望包围,无法得到一份像样的教育、一个住家,或在就业市场上被公平对待。 而这一切还没有提到20世纪后半叶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崩溃,其导致的过度监禁,以及执法部门与其所服务的社区之间日益激烈的冲突。

对于这些别的作者介绍得更详细。 我们认为,在《今日基督教》的内容中不断讲述这一切是很重要的。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灾难性的贫富差距:如今美国黑人家庭的中位净资产是白人家庭中位净资产的十分之一。 在1955年至1970年间出生的黑人儿童中,62%是在贫困社区长大的,而白人儿童只有4%。 对于在1985年至2000年间出生的一代人,结果甚至更糟,66%的黑人儿童在贫困社区长大,而白人儿童只有6%。

对上述情况的唯一解释,就是种族偏见的顽固存在以及堂而皇之地被政府机构推行。 让我借用(但是以不同的方式)学者温迪·多尼格(Wendy Doniger)的一个比喻。 两个探险者进入一个满是精细蜘蛛网的洞穴。 其中一位因为找不到一只蜘蛛,就拒绝相信蜘蛛的存在。 另一位回答说,“你看到蜘蛛网了。” 有蛛网意味着必然有蜘蛛在那里。 种族偏见就是那只看不见、却就在那里的蜘蛛,它编织着蛛网,在政策层面和具体行动中,用不平等和虐待束缚了美国黑人达四百年。

会扮演了什么角色?

当然,确实有一些白人基督徒为废除奴隶制做出了巨大努力,承受了极大风险,许多人在解放南方各州奴隶的那场战争中付出了鲜血。 如果正确地释经,作为教会中心的圣经不仅在救赎罪人方面,在促进正义和慈善方面,也是威力无比的。 但这些事迹却不过是例外,而且实在太少了。 许多基督教社区,包括福音派社区在内,对于奴隶制保持沉默,甚至成为蓄奴的同谋。

事实上,说是同谋还是远不够严厉。 尽管这样说会使我们这些热爱教会的人感到悲痛,但事实是,为了维护奴隶制,甚至鼓励奴隶制,而去构建一套宣扬种族优越论的神学理论,可能是美国白人教会犯下的最可怕的罪。 许多白人基督徒认为,奴隶制不仅应被许可,而且如果能给那愚昧的民族带来福音和文化,它就是有益的。 即使在内战前夕,牧师们还在推动分离主义事业,争辩说“保留和延续美国现存的奴隶制”是上帝对南方各州的“神意委托”的一部分。 如果上帝制定了种族等级制度,我们算什么人,竟然想推翻它?

许多为内战前南方的奴隶制辩护的牧师,同样为内战之后的种族主义制度辩护。 因为南方支派在战前和战后都在为奴隶制和白人至上辩护,许多新教教派发生分裂。 基督教牧师和非神职领袖们参与私刑,参加三K党,并为种族隔离辩护。 虽然越来越多的福音派人士开始支持民权运动,但是我们许多持坚定个人主义信念的福音派基督徒,就如何去认识并消除政府和市场运作中制度化的种族不平等,还是没有经验的。

尽管奴隶制失败了,但支持它的神学思想却延续了下来。 它宣称神认可种族偏见,并寻找理由,不择手段地将对非裔美国人的偏见诉诸行动。 布赖恩·史蒂文森(Bryan Stevenson)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奴隶制最恶劣之处不在于强迫奴役,而在于那些谎言,例如,黑人不如白人好、黑人不能与白人平等,黑人比白人进化程度低、不那么有人性、能力较差、价值较低、更不配各种权利。” 白人教会不仅是编造这些谎言的同谋,而且给它们加上了神的许可。

在21世纪的今天,没有多少人还记得法拉里斯这个名字,但在古典时代他是臭名昭著的。 作为西西里的阿格里根托城的僭主,法拉里斯以一种残酷的刑具而闻名:置于火上的一头内空的巨大青铜公牛。 当受害者被塞入铜牛,被活烤,濒死的尖叫声从公牛的鼻孔传出,变成洪亮的呻吟,使宫殿里充满了音乐声。 你可能就是盛宴上的客人,没有意识到你享受的娱乐来自别人的痛苦。

今天的几代人可能会说,不是我们发明了种族不公的公牛。 但我们确实从中获益。 尽管非裔美国人遭受了种种苦难,他们的韧性、创造力、勤劳和不屈不挠的信念,只能用奇迹来描述。 我们不仅从他们的劳动中获益,他们的创新和创业精神,他们的艺术和音乐,他们的电影、诗歌和著作,他们的赞美诗和讲道,都一样让我们获益。 将黑人苦难转化为美国的经济富足,以及他们的艺术、激情和辉煌,丰富了我们在宫殿中享受的盛宴。 也许我们可以坦承地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在受苦。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 因此只有一件事可以做:放下我们的叉子,将我们的兄弟姐妹从公牛的肚子里解救出来。

就是复杂的世界中痛苦的现实。 美国一直是正义事业中一支非凡的力量,是民主、人权和经济机会的有力倡导者。 它所倡导的理想使数以亿计的人得从贫困和压迫中摆脱出来,其技术、创新和艺术改变了地球上几乎每个人的生活。 同样地,美国的教会以各种方式推进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播事业,从派遣宣教士到翻译圣经,到物质支持、人员配备各项宣教事工,给世界每一个角落带来光明和生命。 然而从历史上看,在种族不平等问题上,美国的福音派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保持沉默、共谋,或者为其辩护。 正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写,“善恶的分界线不是划在国家、阶级之间,甚至也不是划在政党之间,而是划在每个人的心中——全人类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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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

我们一直在思考两个圣经叙事。 第一个(徒10)是关于使徒彼得的,他认为作为一名犹太人,他不应该与其他民族的人民交往。 他认为,犹太人和外邦人应该保持分离。 然而,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示,对于那些神使之为清洁的,他不应该再声称是不洁的。 他走进一个名叫哥尼流的外邦人的家中,宣讲福音,于是圣灵降临。 这是向非犹太人传播福音的转折性时刻。这时彼得认识到,他本以为义的,实际上却是不义的。

同样地,白人福音派人士现在应该承认,我们还没有以应有的严肃、认真来对待种族主义之罪。 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所触发的悲痛和愤怒不仅仅是关于警察暴力, 而是因为这个社会、文化,让虐待、压迫非裔美国人的事情不断重复地发生。 我们一直是这一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甚至是最后一个加入到争取种族正义的斗争的。 《今日基督教》在这方面的记录是良莠参杂的的。 新福音派人士普遍认为,宣扬拯救的信息就足够了,相信正义就会随之而来。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以为义的实际是不义的。 我们要为我们的罪悔改。

但光是悔改是不够的。 另一个圣经叙事是关于耶利哥的一名税吏的故事。 撒该是罗马占领当局的合作者,通过加上自己的额外高额收费,他靠掠夺邻里的财产来致富。 耶稣遇到他,来到他的家中,震惊了众人。 救恩那天降临到撒该的家中。 他宣示到:“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路19:8)

撒该没有亲自设计罗马那不公正的税收制度。 但他也没有谴责它;他参与到其中,并从中获利。 因此,撒该不仅为他的行为悔改,而且还做出补偿。 通过他所设立的,我们姑且称之为“撒该基金”,他将属于邻里的归还给他们。 我们愿意也这样做吗? 黑人的生命同样需要珍视。 他们如此重要,以至于耶稣为之牺牲了一切。 我们愿意同样做出牺牲吗?

也许这个国家还没有为补偿做好准备, 但是种族不公的历史要求个人和企业做出反应。 也许教会可以在恢复圣经教导方面带头。 我知道亚特兰大有一所“撒该基金”,在那里,那些认为四个世纪来非裔美国人遭受不公和掠夺的基督徒开始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纠正错误。 由一个黑人占多数的委员会,拨款支持教会中和市场上正在崛起的黑人领袖。 这是不够的,但至少是做了些事。 为了让我们的兄弟姐妹可以恢复到其应有的地位,为了让我们的邻里能再次目睹战胜世界的基督般的爱,是否应该在每个城市都设立撒该基金,以便基督徒们能牺牲个人利益做出奉献?

我们心存希望。 我们相信,在有破碎的地方神会带来医治,在有死亡的地方神会带来生命。 我们相信爱比死亡更强大。 我们在各种肤色的教会中服侍过,看到耶稣的圣灵在做工。

基督的新娘是美丽的。 她能战胜这种瘟疫。 让我们尽我们当尽的一份责任。

Timothy Dalrymple 是《今日基督教》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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