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 ——创4:10

们《今日基督教》的同工们深深地热爱教会。 为基督的新娘服务,使她对神的爱加增,讲述有关她在世人中的救赎性、变革性工作的故事,是我们工作的核心。 我们不是因为她有过罪的历史而兴高采烈。 但是,如果不能真实地讲述我们兄弟姐妹的故事,我们就无法真正地爱他们。 如果我们不能承认我们也曾参与其中,我们就无法真实地讲述他们的故事。 即使是在述及最杰出人物的缺点时,《圣经》也总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应该效法圣经的做法。

从创建伊始,两种原罪就在困扰这个国家:毁灭原住民的和实施奴隶制。 两者的根源都在于没有认识到其他种族与自己是平等的。 正如主教克劳德·亚历山大所说,种族主义就存在于我们国家所诞自的羊水中。 就在滋养我们国家、文化和民族发育的那个环境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病毒。 这种族主义的病毒感染了我们的教会、宪法和法律,以及我们的态度和意识形态。 我们从未彻底击败它。

在天路客之前,第一批奴隶就已到达了北美海岸,那时候马萨诸塞或康涅狄格还没有建立。 在乔治·华盛顿出生时(北美)奴隶制已经存在了113年,在撰写《独立宣言》时它已经存在了157年。 我们早期的总统有九位是奴隶主。 奴隶制意味着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孩子被强行分开,再也不能相见。 这意味着白人男子可以不断地强奸数十万黑人女孩和妇女。 出版于1839年的《美国奴隶制现状》,由西奥多·韦尔德(Theodore Weld)和安吉丽娜·格里姆克(Angelina Grimké)经广泛采集资料写成,书中是这样描写奴隶的境况的:

“(他们)经常被残酷地鞭打,划破的肌肉里被揉进红辣椒,伤口又被浇上热盐水、松香油或别的什么,来强化折磨;他们经常被剥光衣服,后背和四肢被用刀划破,再被用桨击打几十、数百次,变得体无完肤...他们经常被猎犬追捕,像野兽一样被射杀,或者被狗撕成碎片;他们经常被双臂吊起,鞭笞、殴打,直到他们昏厥,在靠恢复剂苏醒后,再次被殴打,直到他们又一次昏厥过去,有时直到他们死去;经常他们的耳朵会被割掉,眼睛被挖掉,骨头被打断,肌肉上被用火红的烙铁打上印记;他们被致残、被肢解,被在慢火上烧死。

这一制度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持续了近250年。 不仅要在肉体上受折磨,而且要在社会中受磨难。当我们想到这些,就会不寒而栗——奴隶们周围的白人社会对他们的哭诉基本上充耳不闻,不把他们当人看,认为他们不配被爱,那是怎样的被凌辱、遭遗弃的感觉。我们想知道,它在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中会留下什么样的深刻创伤。 内战前经济上的奴隶制,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推动财富创造的最强劲引擎之一。 它产生了流入富裕社区的经济和文化资本,并在劳工、投资、教育机构等方面提供了机会,使之能支持科研、创新和生活的质量。 然而,它却让非裔美国人陷入赤贫。

只有大约42%的白人基督徒认为奴隶制的历史继续影响着今天的非裔美国人。 然而,奴隶制只是症状,而不是病毒本身。 即使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支持奴隶制并围绕其形成的那种意识形态依然流传下来。 症状虽已消失, 但病毒却通过变异而存活。

重建政策的垮台和吉姆·克劳的兴起,使南方在1965年以前一直得以推行种族隔离和压迫。 因为内战后种植园主仍然需要廉价劳动力,他们就剥削他们的佃农和租客,基本上是像以前一样地残酷对待他们。 一方面动用私刑来恐吓黑人家庭,对他们进行支配、控制,另一方面,南方立法者不断采用更创造性的方式来阻止黑人投票或保护自身及财产。 在北方也是一样,特别是当大量黑人为逃避南方的压迫,来到北方城市的工厂寻找工作时,在住房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系统性歧视,使得非裔美国人几乎不可能为拥有住房筹措资金,或者累积代际财富。

许多进步性政策只是加深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社会、经济鸿沟。 新政时代的社会保障法实际上将绝大多数黑人排除在联邦退休补助之外,而《退伍军人权力法案》在支持战场归来的黑人退役军人拥有住房方面则完全不起作用,在资助他们接受大学教育方面也效果不佳。 由于政策及偏见,黑人被迫住进日益贫困的社区,很少有人能自己从中摆脱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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