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惨况远去,以及世俗和宗教领袖皆呼吁民权和结束白人统治,全球对种族的看法开始改变。 虽然历史学家在叙述美国民权运动时通常很少提及更广阔世界中的事件,但这一时期的宗教和世俗领导人却是将该运动放在更大的、反对全球种族主义的运动中来理解的。

种族优越感在整个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白人的殖民统治也被视为种族主义世界观的体现。 1942年,一个新教领导人的合唱团开始呼吁“在各地和全地的种族平等”。 1947年,战争结束两年后,路德派神学家奥托·弗雷德里克·诺尔德(Otto Frederick Nolde)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张全球种族平等,并呼吁教会引领潮流。

基督教的福音事关所有人,不分种族、语言或肤色。 ... 支持某个种族自以为是的内在优越性是没有任何基督教依据的。 所有土地上所有人的权利都应得到承认和保障。 我们需要国际合作来创造条件,使上述种种自由成为现实。

追求种族平等是“所有土地上的所有人”获得自由这一世界性运动的一部分。 1948年,全球社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UDHR),这是世界范围内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一个分水岭。 美国新教传教士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行文措辞有很大影响,他们还是宗教自由以及全球人权的积极支持者。 那时西方世界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而传教士正在帮助引领这一方向。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也许是最著名的美国民权活动家,而将其理解为呼吁结束全球种族主义和白人压迫的先驱更为恰当。 虽然杜波依斯是无神论者,但在1948年通过《世界人权宣言》时,他与西方传教士通力协作,他也表示了他相信西方传教士在结束全球种族主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种族主义仍然是一种可接受的过失,甚至在许多福音派基督徒中也是如此。 在20世纪上半叶,像“色条问题”(problem of the color bar)在一些基督教传教会中就是个问题。

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研究了非洲大陆20世纪最大的新教传教机构的组织。 它在如何处理1950年代的种族融合问题上就陷入了混乱。 它的一些传教士建议它可接受 “有色族裔的福音派”作为传教团体的正式成员,而管理层对此表示反对。 其总部的行政人员在积极探索(主要是在闭门会议上),如何解决同工同酬的问题;如何解决美国黑人传教士的孩子想和他们白人同事的孩子一起上学时,可能出现的问题。 而该传教团体当局建议,也许他们可以在非洲建立单独的传教站,“完全由黑人担任工作人员”。

由此可见,一些传教士在努力改变国外的种族主义态度,而另外一些则对组织内部既有的态度保持克制。 但当我驻足探索那些尘封的档案时,我愈加意识到:不论一些传教士和 传教会有多么试图只专注于福音宣扬这项主要工作,对全球人权和白人统治议题的这些不断变化的态度,始终是他们的危机。

举个我最熟悉的传教团为例,在20世纪50年代的茂茂冲突(Mau Mau Conflict,约1952-56年)期间,由于民族主义和反白人情绪的上升,它被迫重新定位。 当时,席卷非洲大陆的变化造就了将社会所有领域(包括教会)“非洲化 ”的政治压力。 在肯尼亚脱离英国独立后的十年里(独立的要求大约始于1958年,并于1963年宣布独立),非洲教会领袖向全白人传教团要求和平移交其财产和权力,但传教团一开始顶住压力拒绝了。 尽管有其他方面的保障,但传教士们担心他们会持续受到压力而离开肯尼亚(从而结束他们的工作)。

在非洲教会领导人威胁要进行强行接收后,该传教团终于在1970年代放弃了其权力。不过直到1980年,那位非洲教会坚定的主教实在厌烦了“传教团驻地心态”,在他的强烈要求,移交才真正完成。 (传教团驻地心态指的是传教士未能与非洲教会完全 “融合”。)白人的外来控制——无论是在国家、教会还是传教会——都与时代脱节。 即使有些传教组织没有完全适应非殖民化带来的时代变化,也不得不进行调整。

对于从事世界宣教的西方基督徒来说,重要的是要理解所有形式的白人至上主义已经被非西方世界所拒绝。 在20世纪后期,在非西方世界服务的传教士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全球性的情绪。 在20世纪下半叶的整个非洲大陆,殖民地在争取人类自由和结束全球种族主义的鼓舞下,反叛了他们的西方主人。 随着前殖民地的独立,来自各教派、天主教和新教的西方传教士被迫放弃了教会权力。

各宗派“从传教到教会”的过渡(被称为“移交”)往往是紧张的和不平衡的。 传教士圈子里的进步声音呼吁尽快下放权力。 例如,从1936年至1942年担任剑桥大学圣三一教堂的牧师,从1942年至1963年又担任教会传教士协会总书记的马克斯·沃伦(Max Warren,1904-77),就极具说服力,他在倡导全球宣教界适应非殖民化的全球浪潮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在大多数情况下,传教士和传教团体由于担心被可能敌视西方工作者的新政府驱逐(如1949年在中国和1960年在比属刚果),他们往往迅速作出反应,尽快为当地领导人准备好(教会的)权威职位。

在允许传教社团继续工作的新独立国家,传教士有时担心会被认为是反政府甚至是种族主义者,不得不放弃对教会的控制。 南非的情况甚至更加复杂,教会和国家在私人和公共领域交织在一起,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1994年)后,种族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中国和印度,由于反西方情绪的影响,大多数西方传教士在1950年就已经迫于压力回国了,传教团体别无选择,只能将教会的领导权交给本土领导人。 在拉丁美洲,虽然各国在一个多世纪前就经历了政治自由,但在20世纪中叶,人们对教会等级制度所表现出的精英主义的失望情绪不断上升。

基督教领袖,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通过支持解放神学来表达对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声援。 这种形式的神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出埃及记》的主题,认为上帝的使命是让他的人民在精神 政治上同时获得自由。 解放神学的话语体系往往是反西方的,解放神学部分批评亦指向那些被视为新殖民主义的西方传教士。 从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西方传教士团体迫于压力都得适应他们周围迅速变化的世界。 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所有形式的 “白人统治 ”都被拒绝。

2006年在肯尼亚休安息假期间,我了解到基督教在非西方世界的发展,也了解到非西方基督徒对西方传教士的很多看法。 我在肯尼亚时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表明,非洲人不仅对西方控制和种族主义的遗产感到不满(这并不令我吃惊),而且他们还认为传教士团体表现出文化和种族优越性。 许多非洲人认为,西方传教士不愿意为当地领教会领袖提供充分的牧养方面的准备,是文化和种族优越感的表现。

那年,我在内罗毕福音神学院(Nairobi Evangelical School of Theology)的教会历史系讲课时,一位来自乌坎巴尼(Ukambani,肯尼亚Machakos附近)的牧师在一天晚上来到我的小屋,送来一本乔·德·格拉夫特的文学名作 《蒙图》。 这部非洲戏剧于1975年在内罗毕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聚会上演出,现在被认为是非洲文学的经典。

在剧中,当非洲的儿女们正在为如何管理自己的事务而相互争吵时,水路来人(Waterpeople)到了这里。 “第一个水路来人”是一名基督教传教士,他来到非洲布道;第二个是名商人,他设立了一个买卖商店;第三人是一名寻找土地的白人定居者;第四人是一名殖民者,计划建造一条出口黄金的铁路。

这些水路来人挥舞着火枪,甚至连传教士都无疑是个厉害的射手。 递给我剧本的非洲牧师解释说,德格拉夫特的作品将帮助我了解许多非洲人的心态,尤其是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我了解到,非洲的基督徒记得西方的传教士、定居者、商人和殖民者一起到达,往往是在同一艘船上。 他告诉我,一些更具辨识力的基督徒明白,传教士有不同的目的。 然而,他也说,对于我而言关键是得明白新一代的非洲领导人已经出现,他们不会容忍任何类似于西方优越感的东西。 他希望我明白,白人统治在非西方国家的终结,也意味着白人统治在非洲教会中彻底终结了。

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基督徒希望与西方世界的教会合作,在全球宣教事业中成为福音的同工。他们也值得被西方世界作为同工来对待。 非西方世界的教会领袖敏锐地意识到他们及其祖先所承受的被征服的历史。 他们不希望被西方教会忽视、绕过、看不起,或受其庇护,他们不希望西方教会来到他们的国家独立开展工作,好像实际上没有非洲、亚洲或拉丁美洲的教会存在。 他们希望西方教会与他们一起服侍,共同见证。 他们还希望西方教会领袖承认他们,尊重他们,并倾听他们的意见。 他们希望西方基督徒首先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来和他们一起服侍。

我们很容易把非西方世界的人们对西方游客的友善误认为是心甘情愿的顺从。 但关键是要明白,对北美人和欧洲人的态度在20世纪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使是好客的主人也意识到文化和种族优越感已经存在了不短的时间。

奥斯卡·穆里乌(Oscar Muriu)主教是非洲大陆上有影响力的基督教领袖,他也成了我个人的朋友。 我曾多次接受过他的盛情款待,他也不止一次到我家里做客。 我们曾一起享用美食,一边敞开心扉讨论。 在我们最近的一次交流中,我就一个与传教有关的问题请教他,他(再次)认为, “所有来自西方的白人 ... 都梦想着要在白人世界外的其他各个角落传教。”

我们的非西方教友希望我们参与宣教,但他们也不希望被忽视,特别是当我们在他们自己的后院计划宣教活动时。 正如肯尼亚活动家和摄影记者博尼法斯·姆万吉(Boniface Mwangi)在2015年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意见专栏文章中所说:“如果你想来帮助我,先问问我想要什么 ...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工作。” 拯救世界不是“白人的负担”,而是整个教会的责任,要把整个福音传给整个世界。

改编自《世界基督教和未完成的任务》,作者为里奥奈尔·杨(F. Lionel Young III)。 经Wipf and Stock出版公司许可使用,www.wipfandstock.com

翻译:黄颖

[ This article is also available in English Français 한국어, and 繁體中文. See all of our Chinese (Simplified) (简体中文) coverage. ]

免费时事通讯

更多时事通讯